SKYWALKER 2046

Just jumpped into the trading world

哈佛笔记二十八 失败是你的基石 200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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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6-30 17:26]    

哈佛毕业典礼上,J.K.罗琳以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失败的好处以及想象力的重要性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6月5日是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周的最后一天,正式毕业典礼在Tercentenary Theatre举行。
  这一天的主讲人,是“哈利·波特”的作者罗琳(J.K. Rowling)。42岁的罗琳身穿白底粉花齐膝连衣裙、乳白色毛衣披肩,与周围身穿黑色博士服或深色西装革履的学者绅士迥然不同。她的神态也有些像小姑娘见大场面似的局促不安,这与旁边的女校长形成鲜明对比。
  她幽默的开场白解释了这一切,“接受哈佛大学毕业典礼讲演的邀请以后,几个星期我都紧张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重下降了好几磅。我想这对我个人和哈佛大学来说是个双赢的局面。”几千名听众都笑了。
  “后来,我想到了21年以前自己的大学毕业典礼。当时,主旨讲演人是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Baroness Mary Warnock,可惜的是她说了什么,我现在一个字也记不起来了。所以我想即使我今天说错了什么,也不会对你们的远大宏图有什么伤害。这样想着,我就轻松了许多。”大家又笑了。“今天当你们走出这场讲演之后,还记得这个(笑话),我的影响就比那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还大。”大家笑着鼓掌加以鼓励。
  罗琳转入正题。“哈佛大学学生可能没有经历过什么失败,以至于在你们眼里的失败就是普通人眼里的成功。但我想告诉你们,失败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她说,她的父母从未上过大学,家境贫困,一心想让她成为一个有专长的劳动者,今后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可以按时偿付房子贷款,老了有固定的退休金,不用被贫困缠绕。但是她上大学时,完全没有学习的动力,惟一的爱好就是一个人趴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写故事。她父母认为这只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的怪僻,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稳定的工作。
  罗琳说,“当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最害怕的甚至还不是贫穷,而是失败。”但是,大学毕业后第七年,她迎来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失败”——短暂的婚姻结束了,她失业了,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乞丐以外当代英国最穷的人。父母和她本人最担心的一切变成了现实。
  “为什么我还要谈起失败的好处呢?简单的说,是因为失败会为我们揭去表面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我不再装模作样,终于重新做回自己,开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自己惟一在意的作品中去。如果我此前在其他的任何什么方面有所成功,我恐怕都会失去在自己真正归属的舞台上获得成功的决心。”
  罗琳说,在失败中,她反而获得了自由,因为她最担心的事情已经不存在了,“我还活着,而且,我还有一个我喜爱的女儿、一个旧打字机和一个大理想。”她发现,失败赋予自己内心的安全感,让她明白关于自己的一些东西,意识到自己拥有坚强的意志以及宝贵的友谊。“我历经艰辛才获得的财富,这比我得到的任何资格证书都更有价值。”
  罗琳告诉台下的哈佛学生,“当然你们不会像我一样,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彻底,但你们不可能不在任何事情上没有任何程度的失败。如果你因为生活谨小慎微而没有任何失败,那么这样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生活过。这样生活的本身就是失败。”
  “你的生存能力以及你和朋友的友情只有经过挫折的考验,你才能真正认识自己,认识友情的力量。”她说,生活是艰难的,复杂的,任何人也不能完全控制。“谦逊地懂得并接受这一点,会帮助安然你度过生活中的风浪。”
  罗琳接着转入第二个话题:想象力的重要。“你也许在想,我说想象力重要,是因为想象力在写小说中的重要性,但我想在更广义的角度说明想象的重要。”
  人类可以通过想象,换位思维,理解其他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用这种能力控制别人,增加自己的权力,也可以用这种能力同情那些经历过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过的苦难的人们。“有些人只愿意生活在他们自己舒适的圈子里,从来不屑于想象如果他们生在不同的家庭、受不同的教育、有不同的经历,会怎么样?但他们对他人的冷漠只会有一天被更大的恶梦惊醒,因为他们的冷漠就是对邪恶势力的默许。”
  她说,她二十几岁时在伦敦的一个国际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总部工作,挣钱糊口。她每天接触的都是其他国家受政治迫害的人们的证词,听他们讲述受迫害时恐怖的经历。她永远也不会忘记,其中一个人在听到他妈妈在他们国家被政府抓住枪决的消息时撕心裂肺的惨叫。
  在这个国际组织,她也看到了很多人类好的方面。“我看到了人类为了争夺权力,维持权力的残酷,但我也看到了人类的善良和慈悲。”在这里的工作,成了她一生中最有意义的经历之一。
  她总结说,“人类是相互关联的,相互影响的。我们的存在就会影响他人。哈佛的毕业生会如何影响其他人呢?你们受的教育给你们独特的地位和独特的责任。如果你们能够为那些没有权势的人说话,用你们的想象力,想象他们的经历和困苦,那么庆祝你们毕业的不仅仅是在座的骄傲的家长,还有千千万万被你们帮助,被你们影响的人。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改变世界的能力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有能力憧憬更好的未来。”
  最后,罗琳说,在她21岁毕业典礼时,坐在她旁边的同学是她在困难中求助的最好的朋友,他们后来也成为她孩子的教父教母。她希望哈佛毕业生能够拥有和她一样的持久而真正的友谊。
  罗琳的讲演只有21分钟,但台下的掌声将近两分钟。有趣的是,当天的小雨在她开始讲演时停了,在结束时又下了起来。第二天的校报报道说,“这是不是罗琳的魔法在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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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二十七】当前经济与70年代滞胀之异同-伯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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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6-26 09:45]   

伯南克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对比了当前经济形势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强调灵活性和适应力对经济体和个人同样重要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6月4日,哈佛毕业典礼周进入第二天,当天的主题是毕业生在Tercentenary Theatre自己组织的聚会。这个聚会不像毕业典礼那么正式,目的是让学生交流在哈佛四年的学习生活的体会。
  今年学生聚会上的主题演讲人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虽然天公不作美,但现场依然坐满了几千名毕业生和家长。
  与去年的讲演人克林顿相比,伯南克显有不同。他没有像政治家那样刻意与观众拉近距离,激发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而是从学者的角度,冷静地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与上世纪70年代高通胀低增长时期的区别,强调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伯南克特别说到,灵活性和适应能力对即将走出校园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也同样重要。
  这位1975年的哈佛本科毕业生首先提及自己的毕业典礼,“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此次回到母校,距伯南克毕业已是33年之后。
  伯南克回顾了自己毕业时的经济形势,着重讲解能源和生产效率两个问题,突出当前的经济形式与上世纪70年代的不同之处。
  当时,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担任福特总统的经济顾问,美国刚刚从越南撤军,刚刚经历了经济衰退;在石油危机的阴影下(每桶石油从1972年的3.2美元到1975年将近14美元),粮食和其他物价飞涨,通胀率在10%以上,失业率达到9%,经济增长低于美国长期增长的平均水平。
  尼克松总统被迫采取价格管制,特别是石油产品的价格。但其结果是,人们在加油站排起了长队,一些地方甚至实行了单双日制——以车牌号码的单双来决定在单双日加油。由于美国国内石油价格低于国际价格,国内石油开采和生产也没有积极性,使得汽油短缺和通胀预期雪上加霜。 
  伯南克指责当时的经济政策制定者高估了美国经济的生产能力,美联储也低估了自己控制通胀的能力。当时的美联储认为工会的作用和一些市场垄断性公司导致了成本推动的高通胀。但伯南克认为这些只是表象,不是问题的根本。1979年,在新的美联储主席沃克尔(Paul Volker)的领导下,美联储迅速提高利率,尽管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但这一政策有力地打击了通胀。
  伯南克说,这段经历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高通胀对经济有严重的破坏作用。第二,中央银行必须争取中期的物价稳定。
  现在的经济形势与当年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比如现在原油的价格是2003年的四倍多(2003年原油的价格仅仅是每桶30美元出头,现在的价格将近每桶130美元),与上世纪70年代油价增长的幅度差不多,但是,经济效率却大有不同。首先,加油站没有等待加油的长队。其次,在次贷危机之前,经济增长稳定,失业率很低。
  伯南克认为,这些不同之处比相同之处更能说明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济比33年以前的经济更具有灵活性,更有能力适应困难的情况和挑战;经济政策的制定也从过去的错误中学到了很多,提高了很多。这些进步是我们对未来保持乐观的基础。”
   “最近四个季度的平均通胀率是3.5%。虽然比我们希望的高,但远远低于70年代中期双位数的通胀率。而且,通胀率增长的幅度,最近一年是1%,也远远低于1973年石油危机后6%的增长。”伯南克承认,如果人们认为现在高石油价格导致的通胀是暂时的,那么现在的通胀率就会很快降低;如果人们认为通胀是长期的,并且这种通胀预期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工资和产品价格的设置,那么工资-物价相互推动的恶性通胀就会给美联储出难题。他说,美联储会继续仔细地跟踪通胀预期。“幸好,现在的长期通胀预期还在百分之零点几的范围,而70年代中期是百分之几的范围。”
  那么这一轮石油价格的四倍增长为什么没有给美国带来像70年代那样的经济后果呢?伯南克分析,美国经济所需的能源强度(energy intensity of the economy)自从1975年后降低了大约一半。这个进步不是因为政府组织的节能项目,而是因为家庭和私有经济体在应对高能源价格时采取的各种节能措施,包括提高对节能仪器设备的大量投资。另一个原因是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已经从70年代的经历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我们承认长期通胀预期对我们保持低通胀至关重要。在目前复杂的经济情况下,保持人们对美联储承诺稳定物价的信心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然后,伯南克转入另一个话题。“就像亚当·斯密在1776年指出的,从长期来看,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比任何其他因素在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当中都更重要。” 
  伯南克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率增长基本保持在每年2.5%,这显示了美国经济的弹性和生命力。 对经济增长方面的研究表明,科研技术创新必须要转化为成功的商业应用。“这个国家(美国)的充满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系,灵活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个人创业的传统,和强有力的科研体系都帮助确保技术创新在不断地转变为商业用途。在这一过程中,哈佛大学和其他大学都有重要贡献。”
  他说, 90年代中期以来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人均实际收入的提高。但是,收入的不平等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也加剧了。经济学家仍然在努力研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但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技术创新给高技术的员工带来的好处比低技术员工的好处要高。而且,国际贸易的增加和工会作用的减弱也在不同程度上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收入不平等呢?”伯南克问,“回答这一问题不可避免的要涉及价值观和艰难的取舍(tradeoffs)。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阻止我们经济活力的举措是错的。虽然新技术和国际贸易会使一些人失去工作,或减少对他们的旧技术的需求,但妨碍新技术的实施和国际贸易,从长远看只会得不偿失。从近期看,更好的选择是对那些受影响的员工提供政策性帮助。这样,我们不但可以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且可以赢得公众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灵活性的支持。”
  “从长远看,提高就业机会,减少经济不平等的最好的办法是发展教育和提高美国员工的技能。” 二战后,美国生产效率的迅速增长,与同时期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密不可分。相比之下,最近几十年教育发展的速度慢了许多。更糟糕的是,教育的不平等和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仍然很严重。在思考如何发展教育的时候,伯南克着眼于学前班以前的教育和大学毕业以后的非传统教育。“儿童早期教育、社会大学、专科学校、在职教育、远程教育,以及成人教育,所有这些都是一生一世不断学习的途径。这些广泛的学习途径和我今天强调的经济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是完全一致的”。
  最后,伯南克把话题转向哈佛大学毕业生。“通过个人努力、才华和一些运气,你们已经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教育。你们的教育,具体地说,是你们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是你们最大的财富。这一财富与其他财富不同。你运用的越多,这一财富增长的越快。所以,好好利用你们所受的教育。”
  “经济学家的预言不准是众所周知的,但我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你们现在对十年后、二十年后和三十年后的预期和今后的现实会非常不同。30年后,我的同学录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职业。他们当中有很多成为律师、医生、教授、建筑师、工程师、编辑、银行家、经济学家或企业家,但也有不少人在他们的职业栏目填上作曲家、音乐家、环保工作者、剧作家,画家、社群组织者等。即使像我这样有一个传统意义上正式工作的人,我们日常工作的性质和我们与经济社会的关系,都和我们在1975年时想象的非常不同。我想说的是,你们不可能预计今后要走的路;你们只能尽可能多地为各种可能的机会和失望做好准备。个人的成长,就像经济体一样,适应能力和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 

 

【哈佛笔记二十一】 萨墨斯课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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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二十一】“华盛顿共识”是否万能?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4-22 11:17]     

萨默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反思经济发展战略的复杂性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在4月1日讲完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机后,萨默斯去墨西哥度过了一个周末,见了一些商界和政界的领导。他们对墨西哥度过这场危机之后的发展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危机过后墨西哥重新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而且,30年的国债债券利息仅7%,这说明投资者对政府有信心。再加上政治安定,他们预计墨西哥会保持年经济增长5%以上。
  另外一些人则持悲观看法。他们抱怨,墨西哥在危机后采用了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推行私有化,开放金融业,但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平均薪水从1994年到现在仅仅提高了10%。他们认为墨西哥应该寻找新的出路。
  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否适用?这正是萨默斯此次所要讲述的主题——“发展战略”(Development Strategies)的复杂性。
  萨默斯解释,“发展”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等。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经常共同发生作用,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此外,也不意味着一方面发展了,其他方面就一定会发展。他声明,这堂课的内容仅限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组织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针对墨西哥的问题,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哈佛大学另一位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都认为,外国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不应该像殖民者一样,把一系列思想和意愿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他们开的“药方”太过教条,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
  罗德里克教授认为,“药方”里的条条款款并非对应惟一的政策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灵活掌握“用药”的程度和速度,还要考虑那些“药方”不包括的各种因素。那些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灵活、智慧地运用“药方”,充分考虑了“药方”之外各种因素的国家。
  接着,萨默斯回顾了经济发展主导思想的变迁。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历记忆犹新,认为资本主义有很多欠缺,靠市场自动调节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同时,苏联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发展迅猛,很快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拉丁美洲通过进口替代迅速实现工业化。当时的人们认为,这都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带来的成功。
  到了1982年左右,人们的思想又开始转变。1982年墨西哥不履行债务,引起了拉丁美洲国家一连串的债务危机。进口替代作为发展战略,很快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代表的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苏联经济发展缓慢,最终解体。靠自然资源推动经济的非洲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也停止了增长,人均收入开始下降。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叫“资本主义”的浩大而深刻的市场经济改革。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在大西洋两侧也大规模推行市场化。政府不再被视为发展的主导者,而是发展的障碍。
  萨默斯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拉丁美洲、非洲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那些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恰好是接受国际组织(IMF)贷款、援助和技术支持最多的国家。中国没有受国际组织的影响,“走自己的路,”但经济发展却日新月异。这是否说明“华盛顿共识”已经不适用了呢?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萨默斯解释,“华盛顿共识”是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个会议总结发言时提出的,共包括十条政策措施:政府财政自律(尽量减少赤字),调整财政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减少国防开支),税制改革,放开利率、汇率,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私有化,放开管制和保护产权。
  “现在到了2008年,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虽然中国和越南国家主导的成分很大,但经济发展迅速。虽然拉丁美洲国家有20多年的民主和市场改革,但人均收入刚刚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非洲在90年代经济衰退,现在的经济增长仍然不均衡。经济发展理论更强调机制和内控在推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
  萨默斯说,无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面临两个选择:结果与预想不同时,是改变途径还是加倍努力呢?“美国在伊拉克的情况不如人意,是应该完全撤兵还是增加兵力?如果你让一位营养学家帮你设计减肥方案,但实施的结果不如预想的好,你会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个方案,还是干脆换一位营养学家?”
  后来,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人把十条扩展成20条,增加的内容包括公司治理,反腐败,灵活机动的劳务市场,遵守WTO规则,国际金融规定和准则,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取消汇率多轨制,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充足的社会保险和有计划地减少贫困。 
  “当然,20条还可以扩展成30条,甚至更多。”萨默斯说,“这就像我上九年级的儿子学打高尔夫球。他应该掌握所有部位的姿势再打呢,还是应该有一个大概的姿势,然后跟着感觉走呢?如果他跟着感觉走,打不到球,浪费了一次机会,怎么办?如果要他把姿势做得尽善尽美再挥球竿,他在几秒钟之内,能注意到那么多部位吗?所以有人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那么多项改革,因此IMF应该只注重其中几项可检测的重要指标。”
  “我的目的是让你们了解对‘华盛顿共识’看法的复杂性。”他最后总结。
  课堂结束前,萨默斯点评,近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给学者和政策制订者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例如,经济规律和理论是一成不变的吗?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成功与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环境?外国专家到底知道多少?从公平竞争的角度说,应该如何协调各国的产业政策,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尊重各国的主权?如何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管理好金融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是应该更多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更多的依靠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的发展?如何制定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又减少不必要的“勒紧裤带”?如何完善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如何处理好近期的经济增长和远期的经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他说,处理好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尺度,掌握好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

对话鲁宾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5-07 10:34]   

萨默斯与鲁宾在课堂上“唇枪舌战”,两任财长的话题从中国的汇率延伸到美国的民主政体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
4月17日,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来到萨默斯任教的课堂,就国际问题进行座谈。
  萨默斯向学生这样介绍原来的顶头上司——现任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鲁宾曾在高盛工作26年,1993年成为克林顿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任主任,1995年1月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卸任时,克林顿总统称他为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后最出色的财政部长。所以我卸任后,他只能说我是鲁宾之后最好的财政部长了。”萨默斯风趣地说。
  在萨默斯和Pritchitt教授的陪同下,鲁宾坐在讲台中间。
  萨默斯首先提问,“如果你是IMF的管理主任, 一个固定汇率的国家贸易赤字严重,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固定汇率眼看就不能维持了。但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固定汇率,因为正是固定汇率将以前的高度通胀稳定下来。这时,你会怎么办?”
  鲁宾幽默地说,“我会和在财政部工作时一样,遇到棘手问题,就打电话给萨默斯,问他我该怎么说,怎么做。”大家都笑了。
  “我会有条件地提供IMF资金援助,但也会留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使处于危机中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增长。”鲁宾迅速地把球踢给萨默斯,“与此有关的是,中国的汇率很长时间以来,基本盯住美元,现在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将近8%。萨默斯,如果你是中国政府总理,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笑了,“如果中国总理派一个学生听我这门课的话,我希望他告诉总理,中国有三个选择——或者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浮动利率,或者关闭资本市场。因为完全关闭资本市场很不现实,所以中国总理的选择只有前两种。为了控制通胀而实行价格管制,很不明智,只会适得其反。我希望这个学生转告他,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固定利率更重要。当然,总理可能会说,‘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许多。如果升值得太多太快,会使实体经济波动太大。’我会说,‘固定汇率迟早会有不稳定的时候,中国应尽早建立浮动汇率机制。当然我也理解总理需要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解决上百万人口进城就业的问题。’”
  萨默斯有意收住话题,继续向鲁宾提问,“在这门课里,我们基本持支持国际化的观点。尽管国际化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使现有的国际机制更加合理有序,从而推进国际化向前发展。但是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在说,你我曾经努力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有种种不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对自由贸易不满,他们的说法也有了土壤。对此,你怎么看?”
  鲁宾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了争选票,竞相说NAFTA的不好,似乎谁最憎恨NAFTA谁就可以赢得更多选票。这种气氛不是不明白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是因为美国十几年来薪资中值(median wage)一直没有提高。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被所有消费者分享,但是这种好处太过分散,没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自由贸易所伤害的对象却相对集中。那些失去工作,或有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失去工作的人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政治体系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所以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府就有可能利用反倾销等手段走回头路。”
  他接着反问萨默斯,“现在中国和印度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和美国人一样高效的劳动力。有人说,以前8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达国家,20%在发展中国家。现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效率提高,6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40%的好处在发达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例如中国,并不是均衡条件下的汇率。你怎么看?”
  萨默斯说,“这涉及为侵占市场份额而设置的掠夺性定价问题。出口国可以有意贬低本国货币,增加出口,等进口国的同等行业被击垮后,再提高价格。但我认为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能量。再说,也要看在美国被击垮的行业是什么行业。新英格兰地区很多年前,一直是制造鞋帽和纺织品的中心,现在这些行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化学高科技和金融行业。这不是坏的变化。”
  他再向鲁宾提问,“在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国会不批准紧急救援贷款,你决定动用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rate stablization fund)来稳定墨西哥汇率。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国会来做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做决定?在我们的社会中,民主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
  鲁宾回答,“我最近和一些人讨论过,我们都认为,现在的民主体制已经不能作出今天所需要的艰难的选择,已经失灵了。”
  萨默斯追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具体的细节,从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剔除?国会可以决定大政方针,而具体细节由技术精英来决定。”萨默斯同时举例说明民主决策的无效,“例如,大多数的国会参议员都认为,美国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劳民伤财,应该被关闭。但如果某一个议员的州内有一个军事基地要被关闭,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他会想方设法阻止这个议案在国内通过,因为任何一个议员也不可能回到他的家乡对选民说,一个雇用多少人的基地,在他任期内被联邦政府关闭了。”
  萨默斯继续提问,“每一次金融危机中,政府都会用纳税人的钱为几个陷入危机的大金融机构买单。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设置?
  鲁宾说,“我认为,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总会有阶段性的危机和动荡,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风雨俱来时,各种问题都会同时暴露。但我也思考过那些非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我发现那些金融体系的问题,比我们目前体系的问题更多。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开放市场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的目的,不是要完全避免风险,而是要加强金融体系预防整体风险的能力,同时享有开放市场的优势和好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体制经常不是从整体的角度做最优选择,而是走极端——按当前的形势,要不就完全放开,要不就完全管制。我希望在处理这次(次贷)危机时,我们的民主体制会作出更好的选择。”
  萨默斯再问,“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在其中没有利益的人基本都不了解,尤其是这一体系运作中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像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或CDO)和流动性这种技术性名词,有些人也可能不明白。而那些明白其中奥妙的人,基本上都是华尔街的人,都有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如何使那些私营企业,更多地为公共利益着想,或者说,如何设立一个真正地保护大多数中小投资人利益的体制?”
  鲁宾回答,这的确是个问题。“绝大多数制定政策的人(指国会的政客)都不理解其中的技术性问题。在我印象中,几乎找不到六七个真正理解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同时又在金融体系里没有很大利益的行业专家。你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在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意见时,我们也只能从他们所说的意见中尽量剔除他们的私利,总结归纳,找出就整体来说最好的方案。”
  这时,Pritchitt教授请鲁宾谈谈他对国际机构改革前景的看法。鲁宾说,“在美国,还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思考太多。近年来,像环境、反恐等新的问题,对国际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都要被包括进来。但是,要让他们发挥作用,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而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减少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如何协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G7或G8也许要扩大为G15或G16,才能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有足够的分量,带动足够多的国家达到共同的目的。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又需要这些国家共同放弃一定的主权,如何达成协议也是问题。我们惟一清楚的是,现有的国际机构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课堂最后,萨默斯留出几分钟让学生提问。一个坐在教室后排的女生提问,“现在(美国)金融动荡,经济放缓,很多人付不起房子贷款,普通人勉强维持生活开支。我最近几天读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中,一些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仍然赚几亿、几十亿美元。这合理吗?”
  鲁宾回答,“美国的收入分配与一个人的社会贡献的确不对称。例如,一个小学或中学老师的收入与他(她)的社会贡献就不吻合。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人的收入过高是事实。我听说,有一半以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进入金融行业。(从总体经济来说)这不可能是利用人才的最优选择。但同时我认为,联邦政府不应介入管理,或规定私营企业报酬等事宜。”
  萨默斯最后总结说,“我在鲁宾手下工作时,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而不是炫耀我们的方案如何完美。比如,有人在次贷危机中买空与次贷有关的投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赚了一大笔钱。从我们整体的利益出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房地产的泡沫还会持续,泡沫会越来越大,破灭时会比现在还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会更大。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设计任何政策方案时,都要谨慎小心,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

Pritchett画龙,萨默斯点睛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5-14 14:00]     

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这门课中大约一半的课由Pritchett 教授主讲,但萨默斯几乎每次都来听课,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时常提问,或答疑,或谈心得体会,或阐述观点,或表示强调。而萨默斯讲课时,Pritchett 教授也是忠实听众。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4月24日,Pritchett 教授讲解与全球性公共产品——卫生保健有关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挑战。他认为,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很多疾病已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例如中国的肺结核、非洲的麻疹、拉丁美洲的小儿麻痹症以及全球性的天花等等。
  当讲到“敌敌畏”(DDT) 被广泛用于消灭蚊虫,以减少传播致命的疾病疟疾,他提起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4年出版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这是一本极力提倡保护环境的书,作者描写了她儿时的鸟语花香在几十年后由于环境的恶化都不见了,春天变得死气沉沉,而敌敌畏就是破坏花草树木的罪魁祸首之一。此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敌敌畏以保护环境。与此同时,两千万儿童死于疟疾,因此,有人指责“蕾切尔·卡逊杀害的人数比斯大林还多。”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萨默斯举手插言,“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们生活的健康与幸福,不是植物的。虽然卡逊提倡保护环境是对的,但是不是应该以牺牲许多儿童的生命为代价,值得推敲。我想指出的是,好心未必有好的效果,也许会适得其反。”
  接着,萨默斯回到几周前Pritchett讲过的(非技术)移民问题。他说,美国人的特点是理想主义,处理各种问题时喜欢讲公正、公平、人道。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劳动力报酬的巨大差异吸引很多外国人到美国,从事打扫卫生、看孩子、照顾老人等工作,然后他们寄钱回家,帮助亲戚家人。在这些人及其家人收入提高的同时,美国人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的服务。这是经济上的“双赢”。但问题在于,这些外国人是否可以享受美国的各种福利待遇,包括养老金、医疗和子女的公共教育等等。美国人的理想主义,至少国会决策反映出的理想主义,是厌恶同工不同酬,不愿意制造“二等公民。”而美国的公共财政承担不了这么多外籍人的福利待遇,结果只能是严格限制这些移民,设置多种签证障碍,使得很多以打工谋生的外籍人多年不能回国探亲,非法滞留美国。经济上的“双赢”被大幅减少了。
  “与此相反,在科威特,人们雇佣从南亚贫穷国家来的打扫卫生、看孩子的人,不觉得没有给外籍雇佣任何福利待遇有什么不对,并且允许他们在本国与科威特自由来往。结果,科威特人在享受外籍人服务的同时,也为贫穷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萨默斯又举身边的例子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他开这门全球化课程之前,曾有教授建议他将学生数量限制在25人以内,这样在学期结束前他可以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哈佛本科生的课程都是大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聚在一个大礼堂里听教授讲课。每周的分组练习和小班习题课只能依靠几个、甚至十几个研究生主持,学生对此非常不满。“如果我采取这个建议,你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不能来听这门课。你们会怎么想?或者人为划分两种学生。被接受的25名学生坐在前排,其他人坐在后排,不允许提问。教授的所有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前排的25名学生上。其他人就是实质上的‘二等公民’,你们又会怎么想?”
  他总结说,“在这门课里,我要强调的是冷静地、理性地、客观地分析任何一个政策可能导致的各方面的后果,而不是被冲动和激情所左右。”
  4月28日萨默斯主讲气候变化。Pritchett 教授也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旁听。
  进入主题之前,他开诚布公地说,对世界组织在一些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的非洲国家的作用问题上,Pritchett 教授意见与他相左。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像乍得这样的国家,不能因为工作艰巨而放弃。
  “完全从乍得撤离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放弃努力,我们仍然应该积极想办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我们离开后果会怎么样?一些对人权不敏感的国家很可能会见缝插针,影响石油丰富的乍得。”
  观众席上Pritchett立即对答:“我承认,在世界银行离开后,缅甸的情况恶化了。但不同点在于,一些非洲国家天然矿产丰富,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府利用垄断矿产的收入,维持其独断专行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外界很难改变其政治体系或经济体系。我们对这些国家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呢?如果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世界银行几乎无能为力。与这样的政府共事,只能使其苟延残喘。所以有人说,索马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比有一个独断专行、搜刮掠抢的政府要好。”
  萨默斯说,“我不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最优选择的说法。打个比方:试想一个政府垄断一条高速公路,征收过路费。即使收费很高,但仍然有消费者剩余。”他在黑板上画出经济学家最常用的供求曲线,示意消费者剩余的部分。“但如果是无政府混乱状态,每个有权势的集团都想征收自己地盘的过路费,那么消费者剩余几乎就是零——对消费者没有任何好处。”
  Pritchett反驳,“我不想占用你上课的时间过多,所以长话短说。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说,我们习惯与一个政府打交道。如果没有政府,如果我们想解决跨国界的流行病传播的问题,我们找谁呢?但这并不能说明有一个共同的政府就比有无数个小政府要好。十六世纪的德国就有很多小国家。人们从一个小国家到另一个小国家,需要交很多国家的过路费。但是后来,这些小国家通过战争融合,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德国。这个整合重组的过程是自生的,不是外来的。这比外部强加给他们一个政府要好得多。”
  萨默斯又说,“但是从这个(非洲贫穷)国家的普通人的角度说,有国际组织的存在和影响,他们的政府会有所收敛,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他对学生总结道,“我和Pritchett教授的分歧说明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在国际关系中,是断交隔离好呢,还是有问题的共处好呢?很难有确定的答案。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有不同的选择。希拉里要求,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后,她才同意和北朝鲜这样的国家谈判。奥巴马则不设置任何条件,愿意与任何国家谈判任何问题。”

最后一课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5-19 19:05]     

萨默斯告诉学生应该从他的课堂中带走五样东西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5月1日是这门全球化课程的最后一堂课,Pritchett教授和萨默斯陈述各自对这门面向所有大学本科生的非主流经济学课程的期望值。
  Pritchett说,这是他和萨默斯第一次合作教一门完全崭新的课程,他希望学生从中获得一个独特的学习经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有更强的责任感,并在今后工作和生活中成为有效推动进步的力量。
  萨默斯总结说,“我希望你们从这门课中带走五样东西,虽然这些不一定会出现在你们的期末考试里。”
  第一,“小心谨慎地分析一个政策在政治经济方面各种可能的后果。不要被冠冕堂皇、义正辞严的道德高调所蒙蔽,例如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利弊分析。”
  第二,“无论你是第一次接触经济逻辑,还是第七次接触经济逻辑,我希望你能认识到经济逻辑在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并且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这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点:1)在正常的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没有显而易见的、不费吹灰之力而挣大钱的办法;2)比较优势和劳动分工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管理人力资源;3)资源的可替换性(fungibility)。例如,哈佛校长对一个系主任说,“我给你一个教授的位子,不占你们系的预算,由学校出钱,雇一个我很欣赏的教授。”很多系主任会同意这个办法,因为这可以增加员工,还不占系里的预算,何乐而不为?但是经济系则不同,他们会反问,“现在增加一个位子是不是就意味着今后我们系要减少一个位子?”因为经济学家深知现在的资源和今后的资源是可替换的;4)自由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不一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方法,但它可以减少很多贪污腐败的机会。
  第三,“我希望你们认识到,你们这一代人在气候变化、新兴市场与能源等很多问题上决策的好坏,影响有多么深远。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上40%的人口。如果他们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他们的总体经济就会在10年后翻一倍。这意味着几亿人的生活质量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人的寿命在延长,妇女受到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等等。同时,也有大约十亿非洲人的生活质量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基本没有进展。一个好的国际秩序有利于世界的长治久安,一个像一次大战后那样的国际秩序,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我仍然要强调国家主权、公共利益(产品)和一体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许在最后几堂课中强调得不够,其实它在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尤其重要。”
  第五,“任何国际间的合作只有在国内政治条件和政治构架许可的条件下才是可行的,所以外交政策不是孤立,而是与国内政治构架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国内舆论强烈攻击签订某些国际条约,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一意孤行的。”萨默斯没有直言国会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强烈束缚,但不言自喻。
  然后,Pritchett 向萨默斯提第一个问题: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世贸组织(WTO)会怎么办?各国是否会争相建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
  萨默斯说,“有一种‘自行车理论’——你走得越快就越稳,如果一停,它就倒了。这也许就是你所担心的。但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国际一体化的因素之一,此外还有私有经济的发展需求、日新月异的科技等,例如即时通信(instant messaging)在没有任何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就可以促进世界一体化。只要国际化的一些动力不变,国家政府会愈加投入国际一体化中。一些美国政治家有从区域自由贸易协议退出的倾向,但如果其他国家都在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像在游乐场,孩子们分拨玩游戏一样——看谁和我是一拨的,美国也很难退出区域经济一体化。”
  接着,一个学生就非洲发展前景和免除债务的可能性提问。Pritchett表示悲观,“即使非洲现在的发展势头有一点向上的趋势,我认为非洲也不可能像中国和印度那样有持续的发展,尤其是那些撒哈拉沙漠周围的国家。很多非洲国家的国界是在取消殖民主义过程中任意划定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像赞比亚、乍得这样的国家,无论有多少外援,几乎都不可能发展起来。再加上大约有20亿中国和印度的人工被卷入世界大市场里,这些非洲国家不可能竞争得过中国和印度。即使非洲的人力成本是零,也竞争不过。但我并不是说整个非洲大陆没有希望。非洲会有个别的地方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但它们会带动非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吗?很有可能不会,有可能只会加剧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中国和印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萨默斯说,“免除非洲债务比看上去复杂。现在免除债务就会提高今后非洲贷款的利率,而且损坏那些努力偿还贷款的国家的利益。”
  他比喻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一周有五美元的零用钱。但孩子调皮,有时会入不敷出,于是向爸爸借钱,等下周有了新的零用钱再还;到了生日或圣诞节时,爸爸也会免除一些债务作为‘优惠’。如此循环往复,孩子得出的结论是:最终的问题是爸爸到底愿意给他多少钱,这与一周五美元的机制无关。再比如,美国的一些州对还不起车贷的人很严厉,不需要什么程序,车行或银行就可以拿回汽车的所有权。另一些州则选择保护贷款人的利益,只有在不影响贷款人上下班或接送孩子的条件下,才能拿回汽车的所有权。那么贷款买车的利率在第一类州肯定要比在第二类州低。如果你是那种省吃俭用也要还上贷款的人,住在第一类州就合适;若住在第二类州就吃亏了,因为你付的高利息中,有一部分是在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贷款人支付风险成本。”
  有学生提问,“如何运用这门课中讲到的分析方法,帮助选民区分三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方案呢?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谁是最佳候选人?”
  萨默斯笑了,“我年轻时在华盛顿工作的一个顶头上司曾告诫我,永远不要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问题证明了他是非常明智的。”
  他接着回答,“我认为在现阶段的竞选中,候选人不是在突出各自政策中的细微差别,而是在突出人格魅力、经历与经验的不同来赢得选民。但无论谁当选总统,最终都会面临一系列国际化问题的挑战。他(她)当选总统后,会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迎合选民的胃口,说一些不负责任、不能完全兑现的话)。”
  最后,萨默斯邀请所有人参加周日下午3时到6时在他家里的聚会。他说,“我太太坚持让我说出参加聚会的人数,所以计划周日去我家的人请举手。”不出人所料,一百多人中,绝大多数举起了手。“好的,我们会准备足够吃的东西。”
大家都笑了,以掌声致谢。■

 

【哈佛笔记十九】经济学模型的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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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十九】经济学模型的灵活运用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4-07 10:49]    

弗兰克尔讲解国际金融的经济学模型,在他看来,同一个模型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运用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今年春季,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在哈佛政府学院主讲有关国际金融政策的经济学。
  身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的弗兰克尔,是再版十次的教科书《国际贸易与支付》的三位作者之一。他于1996-1999年间任职于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同时长期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咨询项目。近年来,他与中国人民银行有过多次交往。
  其实,中国不少高校的经济学课程已与美国主流经济学课程非常接近。许多在美国受欢迎的教科书,其中文版也在中国盛行。基本的市场经济学概念、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在技术层面几无差别。那么,弗兰克尔教授的这门经济学课程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课堂上,在推导“斯旺曲线”(Swan Diagram)这一模型及其政策含义之后,弗兰克尔教授用中国和美国为例,说明它的不同运用。
  这一模型假定,宏观经济的理想状态为同时处于内在与外在的均衡。内在均衡表现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外在均衡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在这一框架下,一个国家在任一时间均会处于以下四种状态之一:内部通货膨胀,外部收支顺差;内部经济衰退,外部收支顺差;内部经济衰退,外部收支逆差;内部通货膨胀,外部收支逆差。国家也应采取以下四种相应政策:紧缩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政策;紧缩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政策。
  这一模型应用于中国,情形如何?弗兰克尔说,中国在2002年处于贸易顺差和内部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在2008年仍处于贸易顺差,但供给已小于需求,通胀压力严重。然而,要直接套用这一分析框架未必完全正确。
  他解释说,这一分析框架的假设在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长期平衡状态是已知的。在分析成熟市场时,这些长期平衡状态能够用过去的数据估算出来。“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发展迅猛的国家,长期平衡状态本身就在变化,也就是说,判断经济过热或过冷的参照系在变化。因此,从这一框架推导出来的政策建议对中国也就未必完全适用。”
  美国的情形则不同。1991年,美国的经济状况是贸易逆差与国内供大于求,到了2007年,贸易逆差未变,但已经出现相当大的通胀压力。弗兰克尔介绍,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和华盛顿彼特森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来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一直认为,美元需要大幅贬值,也一定会贬值,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扭转美国空前的贸易赤字。而对美元贬值怨声载道的欧洲人也认为,美元应该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而非欧元——该轮到其他国家承担升值的风险了。这种说法含沙射影地将矛头指向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美国大量贸易逆差的“替罪羊”呢?
  在弗兰克尔看来,其实,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是由一些东南亚国家向劳动力更为便宜的中国转移的,美国本土并不生产。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些产品只会再次转入其他东南亚国家,从那里出口到美国。
  而中国目前也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正常国际收支和临时应急的需要,但是他们也不敢卖美元,因为美元贬值会大量减少他们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
  弗兰克尔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这里的“对冲”是指中央银行在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体系中总的货币流通量,在外汇贮备和国内资产之间进行转换。这一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运用。
  弗兰克尔以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为例。1994年初,墨西哥呈现贸易赤字,流入外汇呈减少趋势。中央银行为此采取了对冲的方法,买入国债,增加本币供应以弥补由于外汇储备减少而带来的总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但到了当年12月,由于外汇储备耗尽,墨西哥被迫放弃了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最终陷入“龙舌兰风暴”(Tequila Crisis,Tequila 是墨西哥生产的一种烈酒)。
  如果墨西哥在1994年夏天就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弗兰克尔并不这样认为。“当时的墨西哥财政部长是我在MIT读博士时的同学,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他在1994年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减少的外汇流入是暂时的,所以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他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判断,因为1994年是墨西哥的大选年,政治动荡,加之美联储提高利率,所以外汇流入减少。他想,大选之后,局势会稳定下来,外汇会再次大量流入。我们很难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判断是错的。危机过后,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他在1994年所做的就是对外汇流入减少进行对冲,任何在耶鲁大学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都会这样做,所以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与此相反,阿根廷在1995年陷入同样的金融危机,但没有使用对冲的方法。弗兰克尔介绍,阿根廷和香港一样实行联系汇率制,允许外汇自由流入流出。当金融危机迫使利率升高的时候,很多企业关门倒闭了,经济萎缩,进口减少。随之,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外汇又开始流入,经济也在1996年迅速复苏。
  这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这两个例子是否说明不对冲比对冲更有利呢?”“不能这么说。” 弗兰克尔回答,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阿根廷有急剧通胀的历史,所以联系汇率制对它比较适合,这一制度意味着不可能使用对冲方法,美元可以成为它的物价水平的基准。墨西哥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学过中等宏观经济的人都很熟悉IS-LM模型和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一般来说,政府在使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利率会由于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增长而升高,投资会因利率提高而下降,所以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小于完整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但是在三种特殊情况下,财政政策会最有效,利率不会升高,生产总值会有完整的乘数效应。” 弗兰克尔说。
  一种情况是中央银行采取相应的扩张货币政策,使利率保持平稳,进而投资保持平稳。
  第二种情况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有完全的跨国界的资本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但凡利率稍有升高,马上就会有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套利,这会使利率很快回到原有水平,所以对投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第三种情况就是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LM曲线处于水平状态,扩张的货币政策已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弗兰克尔解释,这是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假想,但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几乎把它变成了现实。
  弗兰克尔在1996年加入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当时日本已经进入了第五年的经济衰退,这正是需要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时候,而日本政府却决定提高税收。   
  弗兰克尔回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多次与日方沟通,说这一政策只会适得其反。“我劝他说,‘你就不用再费口舌了。日本人已经决定这么做了,你再说也没用。’他回答说,‘事实会证明他们是错的。下一次他们就会听我说的了。’他的话听起来有些趾高气扬,但他说的却是事实。事后,日本采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已经没有很大的效果。日本人的解释是,日本人的储蓄倾向太高,因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对生产总值的乘数效应很小。”

 

【哈佛笔记十三】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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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特约记者 陈晋    [02-14 10:10]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
2008年春季,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1月31日,星期四,他西装革履走进Emerson Hall 的最大的教室,开始PPT教学。但他不熟悉PPT的操作,于是叫一名技术人员帮忙。他自语道:“上一次我讲课用的还是黑板和粉笔。”
  是啊,上一次他在哈佛上课至少是17年以前。在这期间,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和部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这样的经历对他的新课程会有怎样的影响?
  和很多知名学者一样,萨默斯的思想深远而广阔,纵贯人类历史。他说过,“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伊斯兰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是第二等重要的,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他用PPT把中国和印度1978年-2002年间的人均GDP,与英国在1830年-1858年之间的人均GDP加以比较,又把它们之间的人口数量加以比较,说明“中国和印度发展速度之快,对人类的贡献之大,使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形见拙。”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可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也可以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萨默斯说。
  他简短地回顾了从工业革命到一次世界大战,到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到民主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给专政让路,到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然后说,“我们眼前的大好形势——和平、繁荣和开放——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充满机遇,减少摩擦的国际秩序。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谨慎地处理好国际合作、公共产品、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放弃任何一方面,只顾其他两方面的关系,那么绝大多数的国际问题就会相当容易的解决。我们的挑战是在解决国际问题时,不能放弃这三者的任何一方,因为那样就太不现实了。”
  萨默斯课程的教学大纲上写明,“本课程的目的是研究全球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对贫困、分配不均、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课程重点是研究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公司、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在许多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当前国际体系下作出自己的决定。课程要求学生参加课后小组讨论,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或是在WTO贸易争端中代表公司利益,或是在国际货币基金(IMF)代表国家政府。课程还要求学生在一学期中,从指定的四个题目中选三个,写三篇四五页的发言稿。
  这种非理论课程是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答案的,虽然学生的学期成绩在教学大纲中有计算公式可循:期末考试(40%)+三篇短文(45%)+小组讨论表现(15%)。最终成绩取决于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国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
  萨默斯课程要求的三本必读书分别是:Martin Wolf的《Why Globalization Works》,Joseph Stiglitz 的《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和Jeffrey Frieden 的《Global Capitalism》,外加长达八页的参考书目。这并不奇怪,大多数经济系课程要求的阅读量都很大。有的经济系教授还说,他们要求的阅读量比起文史学科要求的阅读量少多了。
  萨默斯选择和Lant Pritchett 教授合讲这门课程。Pritchett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训练的经济学博士,在去年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之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19年,并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居住和工作,对发展经济学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萨默斯说:“我和Pritchett教授都是学者和实践者。”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们是如何把两者有机地在这门课中结合起来吧。

布雷顿体系的诞生和嬗变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2-28 12:49]     


萨默斯在哈佛讲堂上阐述二战后国际经济格局,剖析市场化思维回归之由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
在2月7日的课上,萨默斯向哈佛本科生讲解二战后布雷顿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他面带微笑,深入浅出地阐述经理理论,对国际组织如数家珍。
  首先,他解释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优缺点。优点是,在这一体系里的国家政府不得随意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国内财政问题,以此维系货币稳定;缺点则在于,当这个体系中的国家由于某种原因,整体需求面临挑战时,它的中央银行不能通过降低利率或提高货币供给而刺激需求,也即其货币政策受到严重限制,不能脱开国际环境而独立地解决国内特有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试想在这个体系中,如果一国的利率低于另一国,则投机者就会售卖第一个国货币,买进第二国家货币,以争取更高利率,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在短期内赚取巨额利润。所以一国若要维系金本位,则短期资本帐户绝不可放开。
  萨默斯回忆起他在1967年随父母住在伦敦,出国旅行时每人每次不得携带50英镑以上的现金。这种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有人在短期内用大量现金套汇。
  接着,萨默斯解释了二战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他先用PPT显示了凯恩思对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的不满和预言,“德国不可能履行所有的承诺……有这样的和平条约,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只能是混乱和战争,而且越快越好。”果然不出凯恩思所料,德国政治经济形式的严重恶化为希特勒上台奠定了基础。
  为了在二战后不重蹈覆辙,乔治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1947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对被战火摧残的欧洲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同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建立——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也是为了纳入德国,以防其重新军事化,也囊入美国,使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确保战后国际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拒共产主义的苏联于圈外。联合国的建立也是为了给所有的国家提供联合的安全保障。
  二战后,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IMF)、国际建设发展银行(IBRD,后改称世界银行),以及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后改称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中,IMF最基本的任务是在一个国家收支平衡发生困难时提供贷款,帮助解决短期外汇流动性短缺。这些贷款并非援助,而是需要偿还本息。与此相反,世界银行是以支持成员国家发展建设为目的,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或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说,IMF更像一个银行,而世界银行更像一个基金。关贸总协定是为了鼓励自由贸易而设立的一系列规则,不是一个组织。直到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它才成为一个组织,有比较严格的解决争端机制和执行机制。
  以上这些组织统称布雷顿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这个体系的重要特点,是其主要成员国互相之间保持汇率稳定。具体操作如下:金价定在每盎司35美元,但美联储只允许其他成员国的央行在美元与黄金之间自由兑换,其他组织和个人不能自由兑换。其他成员国的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也即与黄金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这就几乎相当于金本位。所不同的是,在布雷顿体系中,美元充当了黄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硬货币”。在此固定汇率机制下,各国的货币政策都要服从于汇率政策,从而都被捆绑在一起,不能独立地针对各国的特殊情况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经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得非常出色,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了。萨默斯称这个阶段为黄金时代。然而时至七十年代,事端再起,两次石油危机令石油价格上升了近4倍,造成双位数的通胀。1971年,美国因黄金储备剧减而被迫宣布停止黄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这就是著名的Nixon Shock。从此,主要国家之间的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布雷顿体系的主要特点不复存在。然而,布雷顿体系下的国际框架、国际组织及其在二战影响下制定的宗旨(如发展建设,创造就业等等),以及一系列的游戏规则仍然有效。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否认布雷顿体系业已解体,而认为我们生活在第二阶段的布雷顿体系(Bretton Woods II)。
  当年,面临20%以上的通胀,美联储迅速提升利率,紧缩银根,抑制通胀。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相继上台,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80年代后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90年代初,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这一切都表明了市场化思想的回归。撒切尔夫人曾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么一说,只有个人——独立的男人、女人和家庭。”里根曾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课堂上,萨默斯用图表显示通讯成本、运输成本在过去50年中由于科技的发展而急剧下降。他对国际长途电话费的下降深有体会。他说,上世纪60年代他和家里的另外两个孩子同父母住在伦敦,三个孩子每个月给住在纽约的祖母打一次电话,尽管父母是大学教授,但是电话费如此昂贵,每个孩子只能说一分钟,他们三个总要事先练习一下,才能在一分钟内把要说的话说完。相比之下,现在的长途电话费一分钟仅几分钱,如果通过网络,还可以免费。
  萨默斯也承认,尽管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在过去五十年中发展得非常好,但拉丁美洲由于政府扩张阻碍了私有经济的成长,发展缓慢;非洲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国际章程与国家意志孰重?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3-05 13:31]     

两位顶尖学者——萨默斯与Pritchett在课堂上即席对答: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否应允许更多的国家意志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2月26日当天的全球化课程,由Lant 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也来了,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右侧。
  这节课的题目是“国际准则和规定意味着你不能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Pritchett首先解释,经济学家并不轻视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例如,员工由于自由贸易工作移向海外,而经历再次找工作、搬家的麻烦和精神紧张。这些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在理论上都被经济学家折合成价格——通过询问当事人“给你多少钱你才不介意再次找工作,再次搬家呢?” ——计算在体系设计之内了。
  接着,他讲解什么叫“动态一致(dynamic consistency)”。当一人应履行诺言却因各种突然原因而不履行,就叫“动态不一致。”他人若预计某人将“动态不一致”,则事前不会与其签约合作。这正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如此艰难的原因。
  Pritchett教授重点讲述了两个案例。其一发生于1990年,泰国以保护国民健康为名,依据GATT第二十条排斥以美国烟草公司为首的跨国烟草公司。对此,美国用国家待遇条款起诉泰国——如果泰国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则应像排斥外国烟草业一样禁止本国烟草业。调停小组最终按照GATT第十一条判决美国获胜。
  另一案例比较复杂:上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起诉美国以保护海豚为名,保护美国的金枪鱼捕捞业。美国制定过一部保护海豚的法律,禁止进口通过“袋状网围”捕捞的金枪鱼。
  海豚与金枪鱼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墨西哥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大量使用“袋状网围”捕捞金枪鱼,以降低捕捞成本,但这致使大量海豚丧命。
  墨西哥认为,美国不应将自身保护环境、爱护海豚的条款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且,一国是否允许进口金枪鱼,应依据其质量、价格而非依据捕捞金枪鱼的过程。 
  “美国制定这一法律旨在保护海豚,如果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就意味着这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如果要在自由贸易和保护海豚之间作选择,我们宁愿选择保护海豚。” Pritchett教授说,“尽管每个人都喜爱海豚,但GATT调停小组考虑,如果评判美国胜诉,那就意味着在贸易摩擦中,生产过程比产品本身更重要,就很容易给贸易保护主义者更多的借口、更多冠冕堂皇的幌子阻碍自由贸易。基于此,GATT调停小组判定墨西哥胜诉。”
  这个案例引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何运用法规是正确的?如何运用法规又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作掩护?这就又回到了萨默斯在开学第一天讲到的如何处理好国际化、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三者关系的问题。
  在这节课的最后几分钟,萨默斯举手提问,“Pritchett教授似乎认为GATT在这一案子中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这一法律是在环保主义者的倡议下制定的,不是在国内金枪鱼制造商的倡议下制定的。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选择,而非打着掩护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此,Pritchett教授回应称,“主观上的动机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衡量。例如,法国农民和小食品店店主反对麦当劳进入法国,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你说他们真的是在感情上受了伤害,还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打掩护?” 
  “我想主观上的正确要比客观上的错误强很多。”萨默斯立即回答,然后反问,“一个问题是,在当时的GATT规则下,GATT调停小组是否作出了正确判决?你的回答可以是Yes。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在国际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允许有更多的体现国家意愿的国家选择?” 
  Pritchett教授摇摇头,“我的回答是No。”萨默斯笑了,“Pritchett教授,你保持了动态一致(you’re dynamically consistent)。”
  这时,墙上的钟表正好指到下课时间——下午1时。学生们对两位教授的即席对答给予热烈掌声。Pritchett教授向台下的学生们挥挥手说,“且听下回分解(to be continued)。”
  这已不是两位教授的第一次即席对答。一周以前,萨默斯介绍完全球化(从1870年到冷战结束)的历史之后,留了几分钟时间,问学生还有什么问题。沉默了一阵以后,坐在第一排的Pritchett教授举手提问,“全球化是不是就是美国化?它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如果有,有什么区别?” 
  由于临近下课时间,萨默斯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全球化,而不是美国化。‘美国化’这个词更适用于冷战期间,当时我们的对手是苏联,美国化是相对于苏联而言。现在我们没有和任何国家冷战,也就无所谓美国化。而且全球化有它的规则,美国并不总能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

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是否促进全球贸易?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3-11 21:19]    

在哈佛课堂上,萨默斯阐述了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3月4日,萨默斯以“贸易一体化中的一些问题”为题讲解自由贸易的复杂性。
  贸易一体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劳工环境保护标准、文化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萨默斯着重讲解了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数目,从1994年起翻了6倍。
  在以前的课中,Lant Pritchett教授已经根据广为接受的标准贸易理论,讲解了贸易交换为什么产生价值,贸易是科技进步以外的另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是一件好事,应该支持。现在萨默斯要讨论的问题就转化为: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会不会增加全球贸易?
  萨默斯首先区别了“新增贸易(trade creation)”和“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两个概念。新增贸易是指,原本没有贸易,由于自由贸易协议减少关税和配额而产生的贸易。贸易取代是指,原本就有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由于有了与第三国的自由贸易协议,造成关税减少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贸易被第三国取代。
  然后,他问在座的学生,“请你们想一想,在什么条件下贸易取代是应该发生的,在什么条件下是不应该发生的?”
  哈佛本科生大多天资很好,在课堂上,不出几秒就会有学生举手回答,直觉准、反应快、语言简单流畅,这次也一样。
   萨默斯满意地说,“非常准确。” 如果第三国的企业,本来就是三个国家中同一行业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么贸易取代就是对的。如果第三国的企业的竞争力,不如原本贸易伙伴的竞争力,而只是因为关税减少,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获得新的生意,那么贸易取代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萨默斯进一步提问,“那么什么样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好的贸易取代,也就是新增贸易大于不应有的贸易取代?”他启发大家,“例如,欧共体的产生会使新增贸易大于贸易取代,还是小于贸易取代?” 
  “对,大于贸易取代。因为欧洲的一些国家是天然的贸易伙伴。”萨默斯说。“那么如果美国和约旦这样一个人口大约250万的小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美国政府会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证明,这个协议是值得签订的呢?是经济利益吗?当然不是,但美国政府可以说约旦地处中东,有战略意义,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支持其市场经济政策、政治自由化的一个象征.” 
  “同样,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工作时,美国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我们主张囊括墨西哥也有政治方面的理由。”萨默斯说。
  为了使NAFTA通过美国国会,克林顿政府做了很多细致入微的工作,满足了很多议员,其中包括保护环境、劳工标准和知识产权的附件。为了凑够国会票数,克林顿政府甚至不得不满足个别议员的要求。一名议员认为,为了促进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应该设立一个双边的进出口银行。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在美墨边境的得克萨斯州,为此建立了一个银行。这是真正的“一票,一个银行(one vote, one bank)。”萨默斯说。
  接着,萨默斯解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与海关联盟(custom union)的不同。 海关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家,对其他国家都保持一样的关税政策,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签署国,有更多的国家主权,可以对区域外的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关税政策。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自由贸易区域外国家A的产品,进入区域内某一低关税国家B的境内,然后再进入自由贸易区域内另一国家C的境内,会享受零或接近零关税待遇。而国家A的产品要直接进入国家C,就有可能要付很高的关税,那么国家C对国家A设置的关税政策就失灵了。针对这一问题就产生了定义“产品原籍(rules of origin)”的需要。那么,如果产品原料来自国家A,在国家B加工,然后出口到国家C,产品的原籍应该是哪个国家?如果原料来自多个国家,在多个国家加工,最后出口到国家C,产品原籍又应该如何定义?
  “把这些复杂性都考虑在内,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萨默斯自问自答,“如果你支持这种协议,你就叫它‘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如果你反对这种协议,你就叫它‘区别对待(preferential treatment)’。”
  然后,他用幻灯机打出两段引言,客观地向学生介绍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段是他在1991年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说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可以是最好的,但地区性贸易自由化很有可能是件好事。(Global(trade)liberalization may be best,but regional liberalization is very likely to be good.)” 另一段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国际贸易教授Jagdish Bhagwati在2002年说的“我们正在世界贸易体系里,重演着30年代没有国际协调的保护主义下的混乱,我们打着自由贸易之名,创建着那些排斥自由贸易区以外的国家生产商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
  接着,萨默斯分别用图表解释概括NAFTA对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业、工作、收入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他认为,现在一些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说NAFTA 应该重新谈判,但重新谈判并不会像他们口头保证的那样,保护他们所说的弱势群体,事情完全没有那么简单。
  关于自由贸易协议是否应该包括劳工标准,萨默斯介绍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代表美国工人利益的人认为,完全应该而且必须包括,因为只有这样才公平。《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印度是拥有10亿以上人口的大国,(包括是)为了不让印度人受剥削,致使除了在大型企业工作的500万员工,其他印度人完全没有工作。”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表明,贸易领域和非贸易领域的实际工资都在增长。
  关于自由贸易协议是否应该对成员国家的环境标准作统一规定,萨默斯引用Bhagwati教授在2002年说的话,“如果墨西哥的空气比美国好,水质比美国差,再假设墨西哥对环境的重视程度和美国一样,那么墨西哥对水污染的征税就会比美国高,对空气污染征税就会比美国低。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这事我们不能指责这种国家之间的税率不同,是一种‘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的一个依据。”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把有毒的垃圾(toxic waste)放在哪儿呢?纯经济学家的推理是放在最穷的国家,然后制造垃圾的国家给它以足够的经济补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给你多少钱你才愿意在你旁边堆放有毒垃圾呢?”同意出价钱的国家(地区)肯定是最穷的国家,因为它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但这一逻辑遭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痛骂,被指责为 “不道德”“残酷”“经济学家傲慢的无知”“疯了”等等。萨默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时,对这一争论深有体会。
  美国国内每年会有大量的固体垃圾从一个州运往另一个州。地质学家探明,在美国,最适合储藏核废料(nuclear waste)的地方是内华达州(Nevada)的Yucca Mountain。但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马在Nevada竞选讲演时迎合选民,都表示反对将核废料运到那里,但并没有说明应该放在哪里。
  大家都可以理解,空气质量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先降低再升高的过程。在人们生活贫困时,需要工业化提高生活质量。工业化提高了人们的收入,也造成了空气污染。那时人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也有更好的技术使得空气清新。
  最后,萨默斯向学生对照英国曼彻斯特19世纪末期和现在的图片,又显示现在中国上海黄浦江的照片。他说,“在拍这张照片时,我还以为我的相机聚焦发生了问题,然后我才意识到,是空气污染使得相片模糊。但再过十年、20年,随着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空气也会变得更好。”

保护知识产权对谁有利?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3-20 13:52]     

萨默斯阐述反倾销与知识产权保护并答疑: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总会占上峰吗?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
3月6日,萨默斯继续以“贸易一体化中的一些问题”为题讲解自由贸易的复杂性。这天的讲述重点是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萨默斯解释什么是倾销和为什么要反倾销。倾销就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卖产品。一般来说,价格越低对消费者好处就越多,也即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就越多。但倾销对市场的副作用更大,因为倾销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通过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倾销商有可能挤垮对手,增大市场份额,形成垄断经营后再抬高价格。
      “有些人认为美国反倾销法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以至于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所利用。对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议,先讨论环境标准是否应该包括在反倾销法规范围之内。”萨默斯举例说,如果一家厂商以损害环境为代价,降低成本,国家又不征环保税,则该厂商的定价是否应被认定为倾销价格呢?各国的环保标准是否可以不同?若一国环保标准较严而另一国较宽,是否公平?
      萨默斯认为,每个国家的环境条件不一样,因此有理由制定不同的环保标准。“一般来说,美国共和党主张各州均有权制定自己的环保标准,民主党则主张联邦政府应制定统一标准,以防止各州走上“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之路——竞相制定宽松的环保标准,以降低本州产品的生产成本,招商引资刺激本州的经济发展。”
      这就涉及到,如何处理好政府主权、公共利益和政府间一体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萨默斯说,“如果你支持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你就会完全放弃公共利益,一味追求个体权利。如果你支持欧盟的形式,你就会追求公共利益和一体化,放弃一部分国家权利以避免‘竞次’的结果。”
      此时,一位看似访问学者的中年人举手提问:“你认为WTO在判决反倾销案件时是否公正?因为世界经济体系大多是按照美国的意志制定的,在涉及美国的反倾销案件中,美国胜诉和败诉的比例大约是多少?”
      对此,萨默斯直言不讳地回答:“我没有统计过美国胜诉和败诉的比例,但我的感觉是,WTO评判案件的程序是公平的,裁判小组总的说来是公正的。你也许感觉美国胜诉的比例比其他国家大,但我并不认为如此。”他说,事实上,很有可能只是因为美国有各行业的强大游说团和律师,起诉其他国家的几率比较高。而其他国家起诉美国的几率比较小,因为谁也不愿意失去美国这个大市场。
      萨默斯认为,WTO的判决与各个国家法庭的判决有本质的不同。各国法庭的判决是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而WTO没有,它只是根据WTO的章程判定胜诉方有权利采取报复措施。但是,谁都知道报复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因此,其他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不愿意失去美国市场,而选择放弃上诉美国。
      接着,萨默斯转入更有争议的话题——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知识产权保护?这些产品有哪些共同特征?萨默斯说,这些产品最大的特征是,前期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很低,产量与投入的关系呈现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另外,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没有完全竞争,由于这些产品的特殊性,厂商对市场有暂时的垄断。而且,价格远远高于其边际成本。
      从厂商的角度说,允许垄断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就可以把前期高昂的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赚回来,还有可能赚取大量利润。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允许垄断的时间越短越好,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消费者以低价享受产品,从而有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政府在两者之间应如何取舍?萨默斯说,如果政府认为鼓励创新比增加消费者剩余更重要,则会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如果你问现任总统布什,他会说‘保护知识产权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如果你问民主党众议员Barney Frank,他就会说,‘美国过于保护知识产权,而对劳工与环境的保护不够。’”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的发明创造相对较多,因此更为看重知识产权保护;而发展中国家发明创造相对较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较弱。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注重长期的经济发展,就会更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一个国家着重于眼前利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那么重视。所以,政府不但要权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要权衡长期与短期的利益。
      萨默斯解释,如果厂商根据偿付能力的不同而对商品予以区别定价(price discrimination)——对富人(富国)收取高价,对穷人(穷国)收取低价,则可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此举前提必须是:产品不能从穷人(穷国)转卖到富人(富国)手中。
      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在医药领域尤其突出。萨默斯通过图表说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新药数量在逐年下降,而研发新药的成本在逐年增加。在对非洲国家至关重要的艾滋病治疗药品上,那些没有品牌却有同样功效的药品(generic drugs)的市场价格,低于品牌药品(brand drugs)价格的一半以上,但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却阻止这样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萨默斯说,一些非政府组织指责美国政府及法律“劫贫济富”。几年前,哈佛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学生也支持这一立场。
      然后,萨默斯介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成立的“克林顿全球基金”,是如何在不影响厂家和发明者利益的情况下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的。克林顿利用其影响力,把非洲贫困国家和美国大制药厂商聚集起来,令其达成协议——厂商按边际成本标价把防治艾滋病的药品卖给非洲贫困国家,从而换得后者对在中等收入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另外,在发达国家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允许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获得非品牌药品的营销权,只要这个国家在世界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小于2%。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同疾病的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只有2%的研发经费用于研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疾病,这甚至比发达国家用于研制家禽疾病的费用还要少。萨默斯进一步说,“那我们就需要想一想,如何鼓励发达国家在提高研发创新能力的同时,能使更多的消费者享用其好处。这样的办法包括在研发某种药品的过程中,即高投入的过程中,全球提前预定采购方案。”

【哈佛笔记十八】假如你是香港金管局总裁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3-24 21:59]     共有11条点评

 

萨默斯授课的精彩之处在于提问和即兴举例;他以香港等地为例说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90分钟的课时,对萨默斯来说实在是太大的局限。3月18日,他准备了27页的PPT,但只来得及放映包括标题在内的九页。当然,这27页的主要思想已在他放映前面三五页时全部表达出来了。
  萨默斯讲课时思维连贯、出口成章,并不需要PPT的提示,PPT对他来说只在于用图表显示数据,说明问题。他上课的精彩在于提问——恰到好处地启发学生思考,和他即兴地举例说明。
  这一天,萨默斯的主题是国际收支平衡表有关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他首先介绍的是,货币发行量与物价变动成正比。虽然在短期内,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流量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但从长远看,货币增发比例与物价增长比例(即通货膨胀)相等,货币量的增减不影响任何实际经济指标。这就是“货币中性”理论。
  然后,萨默斯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推出没有国际套汇空间的条件: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就是他们之间汇率变化的比例。否则人们就可以从低利率的国家借款,存到高利率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赚取利差。
  萨默斯解释,两国之间的汇率取决于彼此之间相对物价的差异,而相对物价水平又取决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所以货币政策,即利率政策,也即货币供给政策,与汇率息息相关。
  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决定了利率,否则存在国际套汇空间,投资人就可以无本套利。萨默斯以香港为例说,香港的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港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那么如果你是香港中央银行行长(编者注,承担香港央行功能的机构系香港金融管理局),你的工作会有意思吗?”
  “当然不会,一个机器人就可以做你的工作,因为固定的汇率已经决定了香港的货币政策。”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香港经济放缓,利率面临降低的压力;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人们对香港固定汇率产生怀疑,持有港币的人会怎么办?”
  “对,在现有汇率下,换成美元,这样港币的流量减少,香港物价降低,促进出口,赢得外汇,港币流量升高,物价回升,这就是自动调节。”
  “如果巴西的利率是11%,美国的利率是4%,再假设资本自由流动,这说明市场对两国汇率的预期是怎样的?”
  “对,巴西货币相对于美元要贬值7%。”
  “朝鲜选择完全关闭资本账户,闭关锁国,那么它可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汇率政策对它来说也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者不可兼得。”
  萨默斯由远及近,进一步举例说明,“最近三个月美元贬值很多,有人问我,美国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扶持美元?根据我们刚刚讲的,如果美国支持美元,就意味着美联储要提高利率。但这与美联储针对美国国情制定独立货币政策的目标相反。”
  “再例如,卡塔尔, 一个位于中东的小国,通过出口大量石油,赚取了大量美元,但美元在迅速贬值,卡塔尔的石油商该怎么办?”
  “对,把美元换成卡塔尔货币。那么,卡塔尔货币流量会增加,经济面临通胀风险。如果卡塔尔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那么高利率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热钱流入。如果不提高利率,就要使卡塔尔货币升值。这种升值预期也会在一定程度促使热钱流入。”
  “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外汇储量巨大,通胀压力增强,由于中央银行担心吸引更多的外汇流入,不敢提升利率,使得真实利率进入负值。在人们预计通胀会继续、真实利率为负、资本账户基本关闭的情况下,会用他们的钱做什么呢?买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所以房产价格居高不下”。
  最后,萨默斯转入财政政策。政府有两种办法填补赤字:卖国债借钱和印钞票。政府借钱会增大货币需求,提高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本愿意贷款的私营企业只得放弃贷款,这就是政府赤字对私营企业贷款投资的挤占 (crowding out effect)。而印钞票会导致通胀,提高名义利率。如果中央银行要保持名义利率稳定,就要买国债,增加货币流量,但同样会增加通胀。
  萨默斯总结说,要保持稳定的通胀率,政府必须自律,但这一点愈加难以做到。

【哈佛笔记二十】挽救墨西哥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4-14 16:25]     

萨默斯讲述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决策内幕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4月1日的课堂上,萨默斯变成了一个绘声绘色的说书人。这个满腹经纶的教授,能把国会议员的语声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一天的主题是,美国政府在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决策过程。萨默斯当时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处理这一危机。这段往事在他的讲述下栩栩如生。他说,“虽然我是分阶段讲述这一危机的,但实际上故事是连贯的,一环扣一环。”
  他首先解释危机发生的背景。墨西哥与美国约有200英里的国界接壤,由于经济落后、政治动荡以及贩毒腐败等问题,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现象屡禁不止。所以,促进该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本身息息相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进行了包括私有化在内的一系列市场改革。美国认为应该支持和鼓励这些改革,所以,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极力促成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1993年末,墨西哥货币比索开始贬值,接近固定汇率允许浮动的临界点。与此同时,墨西哥有大量贸易赤字,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沉重。而且,这些外债主要是用于填补消费,而不是再投资与再生产。
  墨西哥每六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动荡,1994年也不例外。当年3月,一名很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科罗西奥(Colosio)被刺杀,加剧了人心不安,外资流入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墨西哥外汇储备也在急剧减少,货币贬值压力持续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需要继续借钱来填补贸易赤字,它该怎么办呢?” 萨默斯说,一种办法是以墨西哥货币计价,另一种是借外债,以美元计价。墨西哥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发行了一种名为Tesobonos的短期债券,这种债券以比索计价,与美元挂钩,政府承诺,如果比索贬值,将按贬值的比率在利率上对购买人予以补贴。此时,墨西哥利率高于美国,政府希望以此种方式来吸引外资。
  到1994年10月,美国财政部开始担心比索会急剧贬值,Tesobonos利率会立即升高,墨西哥将无法还款付息。“假如现在是1994年11月1日,你是美国财政部主管,你知道一场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即将发生,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回忆,当年10月下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他特地约了墨西哥财政部长单独吃晚饭。餐桌上,他用了各种方法试图说服对方放弃固定汇率,尽快贬值,以免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但对方一直坚持说不能这样做。“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就在晚饭将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其实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已经反复向上面说过同样的意见,但是他们根本不同意。因为现在距离下一届政府上台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了(12月20日新总统上任),固定汇率是这一届政府的核心政策,他们不可能在自己执政期间放弃这一标志性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萨默斯说。
  “我可以发表公告让人们预防危机吗?不能,因为那样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
  “我能威胁墨西哥吗——说如果现在还不贬值,一旦危机爆发,不要指望美国政府的帮助?不能,因为这样的威胁是不可信的。就在一年前,克林顿政府刚刚说服国会让墨西哥加入NAFTA ——那时大谈墨西哥的表现是多么令人鼓舞,转眼间就危在旦夕。所以惩罚墨西哥就像是惩罚我们自己。”
  “我可以告诉他,从美国借到的钱要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吗?也不能,因为他会说,‘这毕竟是我们的国家,那是侵犯墨西哥的主权。’”
  当年12月,市场阻击比索的压力越来越大,墨西哥一面提高利率,一面继续消耗外汇储备以维持固定利率。“12月19日午夜,墨西哥财政部来电,说比索要贬值10%。12月20日,如果你是华尔街投行的一个主管,即使你不知道墨西哥的具体情况,但听到贬值的消息,你会怎么办?”“对,马上撤出以比索计价的一切投资产品。所有的人都想尽早撤出墨西哥的所有投资,越快越好。”
  在市场的压力下,几周之内,比索就贬值了70%,利率成倍增长。“到(1995年)1月初,墨西哥外汇储备只剩下40亿美元,而到期的Tesobonos需要300亿美元偿还,他们当时即使拍卖这些债务,也不会有人买。 1月10日,墨西哥来电说,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贷款,他们在几天之后就会违约。”
  克林顿在1993年曾极力促成墨西哥加入NAFTA,他不能眼看着墨西哥一败涂地。那么,支持墨西哥最重要的是尽快提供足够的巨额贷款,使市场相信墨西哥有能力按时还款付息,保持汇率平稳。
  萨默斯与刚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一起去见克林顿总统。他回忆,分析了各种利弊后,他们建议克林顿马上与国会联系,争取国会批准2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克林顿的助手问鲁宾,“你敢肯定墨西哥能还上这些贷款吗?” 鲁宾的回答是,“生活中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
  “无论你对克林顿个人如何评价,但他这次的决定是明智的。”萨默斯说,当时美国的局势对克林顿非常不利。199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国会失去了大多数席位,共和党主掌国会。助手提醒克林顿,如果墨西哥到期无法偿还这笔巨额贷款,1996年的总统竞选他就输定了。但克林顿仍然决定马上争取国会批准紧急贷款。这一公告发出后的第二天,比索回升了。随即,国会准备召开听证会。
  “这时,如果你是议员,你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呢?”萨默斯在课堂上问大家。
  “如果你投反对票,救助失败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救助成功了,你可以向你本州的选民说,你是本着对纳税人的钱负责的态度才投反对票的。如果你投赞成票,救助失败了,你无法向纳税人交待;救助成功了,你只是几百个议员中的一个,没有人会感谢你。”萨默斯分析,议员们总体上倾向于投反对票。即使有人明白不提供贷款的后果,但由于担心被同事看作是克林顿的“走狗”,他也不愿意投赞成票,因此,这一援助计划被国会搁置。
  由于事态紧急,萨默斯等人决定动用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rate stablization fund)。这是美国财政部主管的国会批准的400亿美元,可以在总统签字后用于稳定汇率。
  当时,国会质问,“我们动用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我们从墨西哥得到了什么?为什么没有附加一些条件?”萨默斯等人的回答是,当时墨西哥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可能允许别的国家“指挥”或“影响”他们的政策。
  议员们又问,“为什么财政部之前没有预见到这么大的危机?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避免危机?”他们为此要求查看财政部所有带有“墨西哥”和“金融”字样的内部文件。“幸好,我的助手把我和墨西哥财政部长10月下旬的晚餐对话记录了下来,这才满足了国会的追根问底。”
  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如何拟定与墨西哥的贷款合同。首先,这些贷款是应该通过IMF,还是直接从美国贷给墨西哥?萨默斯认为,通过IMF可以保全墨西哥政府的一些面子,减少民族主义者的反对情绪。那么,如果墨西哥从IMF贷款一部分,从美国贷款一部分,应该先还谁后还谁呢?而且,当时美国借钱的利率是5%左右,而墨西哥借钱的利率是无穷大,这笔贷款的利息如何确定?应该确定什么样的还款期限呢?
  “一方面,我们和任何借钱的人一样,希望墨西哥还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尚未偿还的贷款能够促进墨西哥更深更全面的市场化改革。”萨默斯说,最后,他们决定将利率设在高于美国政府借钱利率的1%,这一利率每六个月增加0.5%,以鼓励墨西哥早还款、多还款,同时要求墨西哥政府用石油收入作抵押。“当然,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政府真的这样做,但我们必须把它写进贷款合同,以维护美国纳税人的利益。”
  1995年2月21日,贷款合同终于签订了。公告发布以后,市场大为稳定。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恢复增长。两三年以后,墨西哥全部偿还了这批贷款,美国政府还从中获得了五六亿美元的利息。

 

 

【哈佛笔记十二】曼昆的“最后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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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特约记者 陈晋    [01-23 11:39]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市场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财经》网专稿/特约记者 陈晋 发自美国波士顿】2007年12月12日、14日、17日,曼昆教授一口气连上了他本学期第四到六节课,结束了上半学年的经济学原理课程——微观经济学,春季开学后再继续宏观经济学部分。
  有些学校的教授是先讲宏观再讲微观,理由是宏观经济学更贴近于我们接触到的新闻报道,大概会比较吸引学生。但曼昆不这么做,正如他在最后一节课中所说,他想“把甜点留到最后”。当然,这学期的课程也已经相当精彩了。
  最后三节课的主题分别是:市场成功与市场失灵、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国际贸易与全球化。
  在第一个话题中,他解释了偏左和偏右的两派经济学家在公共政策方面的区别,尽管其运用的理论框架并无二致。偏左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权力比比皆是(市场竞争远非完美),外部性无处不在,税收的扭曲性并不像右派认为的那样大,而政府比右派认为的更有效。偏右的经济学家则持相反观点。
  曼昆以航空业为例来说明市场权力。例如,某市场根基牢固的大航空公司大幅降价,价格低至新晋竞争者无法进入市场,这就是市场权力的体现。但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到底有多普遍?对此,人们的观点并不一致。而民主政治进程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差异,达成相互妥协。
  在收入分配与公共政策一课上,曼昆首先给出了历年来的美国收入分配与他国比较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收入不平等从1970年就开始扩大。2003年,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占据了全部收入的47.6%,而最穷的五分之一只占有4.1%。
  对此,曼昆给出了四个解释。第一,随着科技进步,对技工的需求比对一般工人的需求增长要快。科技总是带来技术扩张(技术的生产率提高),因而技工的工资上涨。第二,女权运动促使更多女性参加工作,而高收入男性更可能与高收入女性结婚,其家庭收入也就升至更高的税基级别。第三,除固定工资外,根据工作表现发放的奖金越来越多。第四,全球化放大了“超级明星效应”,也就是说,那些影星、体育明星等能拥有比以前多得多的观众。因此,美国富人积累财富的速度高于穷人。
  若比较最富的20%与最穷的20%的人口的收入之比,则可发现美国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是8.5,日本3.4,德国4.3,加拿大5.8。但比起发展中国家来,美国就不算高了——俄罗斯10.5,中国10.6,墨西哥19.1,巴西则为32!曼昆将五个收入级别的税赋分别占联邦税收的比例和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列成表,让学生自己来判断美国税收机制的累进性是否足够。
  最后,曼昆谈了关于社会平等的不同观点。根据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效用理论,人的边际效用递减。所以,1美元对于穷人比对于富人更值钱。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使整个社会效用最大化,就该向富人征税,然后转移给穷人。但是,这样就可能打击那些有能力的人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
  保守的功利主义者(conservative utilitarianists)认为,这种再分配政策对工作积极性的打击很大,所以他们倾向于税率的累进程度小一些。自由的功利主义者(liberal utilitarianists)则持相反观点,主张提高税率累进性,以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哈佛大学的罗尔斯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推行其“社会保险”的概念,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他主张以社会保险的形式进行再分配,以保障不幸人群的生活不至于太糟。
  与功利主义学派迥然不同的是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自由至上主义者并不将收入的不平等视为主流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他们关心的不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过程。他们相信,只要过程公平,结果亦然,不管这个结果多不平等。在他们眼中,政府就是捕食者,而非使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力量。他们不愿向中央社会计划者交出任何自由。他们把自己置于与政府的对立面上:政府是握有权力的,而人民是弱小的。
  在国际贸易与全球化一课上,曼昆先拿技术打了个比方——贸易的经济影响就像技术进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贸易在总体上是有利的,但当美国的消费者消费更多中国生产的纺织品时,美国的纺织工人就失业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通过贸易调整机制来补偿那些因国际贸易受损的人呢?”曼昆问道。补偿损失者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补偿对象如何界定。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纺织工人应该补偿美国消费者,因为他们多年来受益于美国的纺织品配额,直到大量的中国纺织品被允许进入。其二,给予一个失业人士特殊待遇的充分理由何在——贸易导致的失业和其他原因导致的失业的本质区别在哪儿?
  曼昆又问,“外国的低工资是对美国工人的威胁吗?”在竞争性市场上,真实工资就是工人的边际劳动产品,工资的差异就反映了生产力的差异。比如,当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移向印度,印度的真实工资就会上升。最终,当印度工资高到一定水平,美国公司移向印度也就没有意义了。
  曼昆接着问:“发展中国家的血汗工厂是一种耻辱,还是某种光荣(对于美国公司而言)?”虽然在美国标准看来,这些工厂的工作时间冗长,工资之低和工作环境之恶劣令人无法忍受,但美国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却能使这些工人过上比没有它们时更好的生活。“那么,为什么美国公司不为他们支付高工资?”曼昆说,“因为和任何私营企业一样,这些公司也是以营利为目的,它们努力使成本最小化、股东利益最大化。”
  “既然贸易如此有利,为什么美国不放任自由贸易,放弃复杂的多边贸易谈判,不管别国怎么做呢?”他的回答是,因为美国政府对于贸易采取的是重商主义。他们视出口为宜,因为创造了就业;视进口为害,因为工作机会转移到出口国。但事实恰恰相反。进口是有好处的,它使我们享受到超越本国生产可能性的产品,丰富了我们的选择,而出口只是我们为了取得进口而必须卖给国外的。问题是,受惠于廉价进口品的美国消费者并没有组织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而那些被进口替代的美国生产商则组织起来了,并对华盛顿施加了影响。
  曼昆的下一个问题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又作何解释呢?”他解释说,当美国人从中国购买的货物大大超过卖给中国的,美国就对中国产生了入超,中国对美国就是出超。因此中国开始将其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所以,要理解美国的贸易赤字,我们就必须理解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这会在下学期中涉及”。
  最后,曼昆向学生们推荐了四本书,都是经济学家写的大众读物——罗伯特·海尔布伦纳的《世俗哲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的《兜售繁荣》,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以及阿兰·格林斯潘的《动荡的时代》。

 

【哈佛笔记之八】经济学家的“疯狂”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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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特约记者 陈晋    [12-14 17:45]  

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特约记者 陈晋 发自美国波士顿】在哈佛大学桑德思讲堂 (Sanders Theater)进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演讲中,考虑到学生已经在先前课程中学习了大多数经济学概念和基本分析框架,格里高利·曼昆教授仅对那些他认为对学生们足够重要的问题进行了阐述。
  曼昆教授9月19日的第二次演讲讲述经济思想史。在演讲中,曼昆将亚当·斯密在经济学领域的领袖地位与乔治·华盛顿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做了比较。“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者,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奠基人。虽然我们可以说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但并不能说没有亚当·斯密就没有现代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中的主要贡献,在于其洞察了人的动机,及其与社会秩序和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关系。依据亚当·斯密的观点,人们受利己主义驱动,而不是某些慈善人士鼓吹的利他主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这些利己主义将导致稀缺资源的有效分配、经济最大程度的繁荣以及社会和谐,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指导一切。这意味着,通过追求个人利益,人们会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尽管他们并没有想要这样做。
  曼昆澄清了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观点。“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应该是很好的,但是经济学家并不捍卫资本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私利”。此外,“经济学家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保护产权、实行法治、提供公共物品、解决负的外部性、消减贫困、采取经济政策以熨平商业周期等。”
  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曼昆援引了斯密的名言——“能够把最低发展程度的蒙昧社会带入高度富裕文明状态的,除了社会和平、低税率政策以及良好的司法秩序之外,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事实上,自发的市场力量可做到所有其余的事情”。
  曼昆在2007年10月26日发表的第三次演讲,将众所关心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与所谓“矫正性税收”问题结合起来讨论。他说,经济学家和普通民众对诸如自由贸易、价格调控等问题的巨大分歧常常令人感到吃惊。虽然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美国汽油价格长期偏低,不过美国众议院发言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却公然表示美国能源价格已经过高,而且这在各派美国政治家中极具代表性。虽然民意调查显示,73%的美国人认为应该改善能源使用效率,同时仅有5%的人支持提高汽油税,但是曼昆辩解道,“更高的能源使用效率可能导致更多的自行驾驶和能源消费,降低人们对公共交通的利用程度;此外,改善能源使用效率意味着汽车制造商要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而这将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消费者身上”。
  如果相信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那么更多的汽车驾驶,至少在四个方面具有负的外部性: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严重的区域性污染、更拥挤的公路交通、更多交通事故导致更高的汽车保险成本,”曼昆说,“《经济文献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分别估算了这四个方面的外部性成本,并据此认为,每加仑汽油税应该从目前的40美分提高到2.10美元。”
  经济学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做法就是“对外部性征税”,这种税收被以最初发展外部性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1877-1959)之名命名为“庇古税”。庇古税是一种矫正性税收。“经济学家们在是否征税问题上观点一致,他们的分歧在于究竟要征多少税”。
  曼昆提到布赖恩·开普兰(Bryan Caplan)的一本书《理性投票的神话:为什么民主党人选择了错误的政策》。他说,“虽然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认为税收会造成扭曲和无谓损失,但这里的汽油税却是一种矫正性税收,它被用来矫正现实生活中由负的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除提高燃油使用效率外,曼昆讨论了另一种政策选择。“有些人支持分配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然后将排放配额在市场上公开拍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Obama)支持这样做。不过如果配额在市场上进行拍卖,那么其功能与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征税是一致的。”
  虽然一些政治学家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为汽油税政策进行辩护,他们认为较高的汽油税可以减少汽油消费并鼓励能源独立,不过曼昆说,“经济学家大多对这样的逻辑持怀疑态度,因为能源独立就意味着经济上的自给自足,而这是经济学一直以来都极力反对的。”
  关于最终税责承担问题,“因为美国是一个重要的能源消费国,其行为可显著地影响市场,就是说美国的能源供应曲线不是一条水平直线,所以较高的汽油税最终将由消费者和生产商共同分担”。在财富分配效应方面,有人担心这会恶化穷人的经济状况。曼昆辩解道,“穷人可以利用公共交通,也可以把汽油税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穷人。”
  演讲结束时,曼昆回顾了他的个人经历。他说:“2004年,当我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将这一建议提供给布什总统,不过他说这是一个‘疯狂’的主意。”实际上,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用以反对民主党候选人约翰·克里的一个广告就以“有些人的想法很疯狂”为题,而克里是支持征收高额汽油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