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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四十一/ 四十二 有关贸易 200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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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2008年12月23日 18:06]   

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了,安查思说,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好处是有限的,还没有完全放开的领域主要是农业和纺织品,而这些领域在富裕国家尤其敏感,令每个国家都满意的协议更加难以达成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今年夏天,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了,自由贸易的前进步伐受挫了。一个国家或地区采用贸易保护政策有利可图吗?多哈回合失败后,新的贸易谈判还能成功吗?自由贸易区对全球贸易自由是利是弊?
  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课程的最后几堂课,正是关于这些内容的。
  与期中考试以前的授课内容――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相比,这部分的内容描述性较多,分析性较少,但更加联系实际,开阔视野。正因为联系实际,不确定因素更大,确定的结论更少。即使有一些结论,其适用条件更加苛刻,适用性也很小。学生看到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指导方针,而是更加理解纷繁复杂的贸易政策和马拉松式的贸易谈判。

贸易保护政策的福利分析
  安查思对常见的贸易保护政策进行福利分析时,基于几个假设条件,一是部分平衡体系(partial equilibrium),即对某一个产品的供求平衡,而不是一个国家贸易领域的宏观的供求平衡,二是假设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
  结果表明,进口关税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并不确定。但如果这个国家很小,它的需求多少对国际市场的供给没有什么影响,即对这一物品的国际价格没有任何影响,即这个小国面对水平的供给曲线,那么这一物品的进口关税只能是弊大于利——由于进口关税扭曲国内消费价格而带来的效率损失大于国家进口关税的收入,所以小国家最好不要使用进口关税。
  进口配额是另一个常见的贸易保护措施。如果政府不对进口配额实行市场竞标,而是人为发放,那么很容易增长行政官员的权力,创造行贿受贿的条件。这个政策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因为由于配额限制了进口数量,这一产品的国内价格被人为地提高,由此而带来的福利损失没有任何政府收入作抵消。如果政府实施透明的诚实的市场竞标,竞标收入归政府所有,那么这个进口配额的政策效果与进口关税是一样的。
  出口补贴是欧共体“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中常用的贸易保护手段。这种补贴政策提高了欧共体国内的农产品价格,降低了世界农产品价格,政府的收入是负值(每年大约500亿美元的补贴),所以对欧共体整体来讲是弊大于利。同样,石油出口国有时采取征收出口税的政策,以限制出口提高油价。这种举措对石油出口国整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自愿出口限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自愿”当然不是完全自愿,是在进口国的压力下“自愿”减少出口的。这样做对出口国的一个好处就是,进口国实施进口关税或拍卖进口配额而挣的那部分政府收入没有了,这部分收入可以由出口国政府通过限制出口赢得。所以虽然减少贸易的效果是一样的,政府的收入从一个政府转移到了另一个政府。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经过多次贸易谈判后“自愿”限制汽车出口就是这一政策最好的例子。

福利分析的局限性
  以上这些分析都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perfect competition)。当市场上只有五六个厂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甚至只有垄断企业,福利分析的结果会怎样呢?安查思说,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学者做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大量论文,但是广泛适用的结论很少;更高一层的国际贸易理论课主要是关于这部分的文献,用更复杂的数学模型研究各种市场条件下贸易的福利分析。
  因为自由贸易可以增加竞争,促进发明创造;在更广阔的市场范围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降低固定成本,更充分的利用规模效应(economies of scale);使经济运转更加高效;所以总体来说自由贸易比闭关自守要好。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自由贸易永远比各种保护政策的不同组合都优越。 
  对于一个很大的开放的经济体来说,出口太多有可能降低出口产品价格,损害terms of trade (即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减少福利。对于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来说,完全开放也不一定是好事,而一个很低水平的关税有可能增加总体福利(welfare enhancing)。所以从理论上来说就有一个最佳关税——关税太高减少福利,关税太低也减少福利。安查思坦言,经济学家也很难找到最佳的贸易政策组合。

抽象的“国家福利最大化”
  那么为什么那些显然不符合经济理论的贸易政策仍然存在呢?俗话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治经济学家(political economists)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不是在争取抽象的“国家福利最大化”,而是选择能迎合最多的选民胃口的政策,使他在选举中获胜的可能性最大化。例如,一般来说,技能越低的人越喜欢高的贸易壁垒;技能越高的人越喜欢低的贸易壁垒。如果我们把选举人按技能的高低排列,那么政治家的贸易政策就是中间技能的人(median voter,不是average voter)所喜欢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选票“最大化”。
  另一种解释是:有些贸易政策虽然损害很多人的利益,但损害的程度很小,他们不愿意为这么小的损失而团结起来,形成任何政治力量;而这些政策的受益人很少,但每个人受益的程度很大,他们愿意拿出一部分钱在华盛顿游说,买通政客,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对糖的进口配额就属于此类。每个家庭平均每年买20美元的糖,谁也不愿意为糖的价格过高而组织起来,要求取消进口配额。而美国大约有7000万家庭,14亿美元的产糖业聚集在屈指可数的几家产糖企业。只要他们拿出利润的很小一部分就可以雇佣说客,在华盛顿有很大的声音。
  还有一种更显而易见的解释:政治家接受谁的赞助越多,就越代表谁的利益。在美国,个人的政治捐款是受法律限制的,而一个组织的政治捐款没有任何限制。有研究表明,一个政治家政策的选择和接受政治捐款的组织的政见呈现正相关。美国的农业和纺织业是最受贸易保护的两个行业。

贸易战和贸易协议
  更好地解释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关系的理论应该是“博弈论”(Game Theory)。因为每个国家的贸易政策都受对方贸易政策的影响,都不是独立的,这个理论把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清楚地描述出来了。如果两个国家都实行自由贸易,没有贸易壁垒,那么两个国家都同等地受益。但如果一个国家采取贸易保护,另一个国家仍然采取自由贸易,那么它的福利就大大减少,它就必须采取贸易保护才能减少福利损失。因为国家之间相互不信任,他们之间所达到的动态平衡只能是双方都实行贸易壁垒。
  这是博弈论当中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problem)。其原意是:有两个囚犯,各自被单独审判。他面临的选择是如实招供,还是闭口不答。如果他们两人都选择后者,那么两人都有好处,但是他们都担心对方会招供。如果对方招供,自己最理智的选择是也招供,最后两人的选择都是招供。他们之间的动态平衡是两败俱伤。
  为了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动态平衡,就必须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双方或多方的行为,以实现总体的福利最大化。 
  二战以后,关贸总协议(GATT)就是这种理念的产物。在这以后的50年之间,八轮旷日持久的多边谈判大大减少了各种形式的贸易壁垒,国际贸易成倍增长。 
  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构想产生于第八轮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并诞生于1995年。世贸组织比关贸总协议的覆盖面更广,不仅包括物品的贸易而且包括服务业的贸易以及与知识产权相关的贸易协议(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IPS)。此外,它还建立了纠纷解决机制(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组织专家小组,裁决贸易纠纷案例,并监督执行。
  例如,2002年3月,小布什政府为了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讨好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给很多钢铁产品增加30%的关税。欧洲、日本、中国和韩国联合在世贸组织上诉美国。2003年7月,世贸组织裁决美国败诉,美国最终服从裁决。安查思说,但是这很难说明是布什政府尊重世贸组织的裁决还是担心这么多国家联合对美国实行贸易报复。
  新一轮的多哈回合谈判今年夏天失败了。安查思的解释是,更进一步的自由贸易谈判的好处是有限的;还没有完全放开的领域主要是农业和纺织品,而这些领域在富裕国家尤其敏感;令每个国家都满意的协议更加难以达成。
  有学生问,“既然这么艰难,为什么还要知难而上呢?多哈回合的动力从哪里来?美国的平均关税已经在10%以下了,这难道还不够好吗?”
  安查思回答,每一轮谈判回合结束的一霎那就是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开始,因为总有行业还不够满意。例如,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要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对农业和纺织品完全开放,保护环境的积极分子要求环境标准成为贸易协议的一部分,人权主义者要求保护儿童权益等等,不一而足。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美国和欧盟对国内的棉花种植者采取保护政策。2001年到2002年期间,美国政府补贴每个种棉花的农民16万美元,共计40亿美元。棉花价格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下跌了近一半。美国政府的补贴对其他棉花出口国打击很大,但对棉花进口国有很大好处。

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
  虽然关贸总协议和世贸组织要求一个国家对世贸组织里所有其他国家一视同仁(MFN),但允许在世贸组织之外自愿结合成小范围的更自由的贸易区,完全没有关税(free trade area),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自由贸易区里的每一个国家对区外面的国家都有不同的关税。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例如,国家A和国家B形成自由贸易区,国家A对从区外的国家C的进口产品关税高于B对C的关税,那么国家C的产品就会先付低关税进入B,然后享受自由贸易区的好处以零关税进入国家A。这样A对C的高关税就失灵了。于是就出现了“原籍国家”或“原出处国家”的概念(country of origin),任何进出口产品都贴有原籍国家的标签以避免逃税漏税的问题。
  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的是关税联盟(customs union)。它要求会员国家对联盟以外的国家有一致的关税,这样以上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关税联盟比自由贸易区更严格,需要国家放弃更多的主权,也就更难以形成。
  在世贸组织以外的自由贸易区(或关税联盟)从总体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这取决于这种联合的结果到底是贸易增加(trade creation)大于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还是贸易取代大于贸易增加。一个自由贸易区内的国家应该选择从一个区外的国家进口更便宜的产品但上缴关税呢,还是选择从区内的另一个国家进口比较贵产品但免关税呢?如果是前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增加贸易;如果是后者,那么自由贸易区就取代贸易。
  有学者认为贸易取代会大于贸易增加,因而反对世贸组织以外的任何自由贸易区;但有人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在短期内不现实,这种小范围的自由贸易区是很好的从短期向长期的过渡;还有人认为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每个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都是不同的。所以,业界没有定论。

自由贸易必然带来经济发展吗?

安查思教授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什么?自由贸易政策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吗?12月15日,保罗·安查思教授(Pol Antras)在最后一堂课上,综述了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中涉及到许多当前热门话题,但确切的结论很少――-问题远远多于答案。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很多拉丁美洲国家(巴西、智利、墨西哥等)采取进口替代政策来实现工业化。但选择保护幼稚行业(Infant industry)的国家总会遇到两个问题:保护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时候才能停止保护?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认识到这种政策不行,因为保护主义使那些低效的企业苟延残喘;多年的保护政策已经形成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以各种理由强调保护政策的重要性,反对取消这些政策。
  实行开放贸易政策之后,有研究表明,通过优胜劣汰,生产效率增加了。但是在取消贸易保护政策的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放政策也在实施,所以很难说,生产效率增加就是因为自由贸易政策。安查思说,自由贸易在实践中如何影响生产效率和产业结构,目前是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开放的国家就会经历快速经济增长,成为富有国家吗?计量学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一般都比较开放,即贸易总值占GDP的比例比较大。但这并不说明开放贸易就能增加人均GDP;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了国家富有,然后一个国家因为富有,才增加贸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Jeffrey Frankel 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David Romer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使得惟一可以影响人均GDP增长的变量就是贸易的程度。1999年,他们在经济学顶级杂志《美国经济学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以“贸易导致经济增长吗?”为题发表了论文,总结说越开放的国家就会越富有。还有其他研究表明,贸易越自由的国家就越有可能经历高增长和高投资,但计量学并不能说明因果关系。
  与拉丁美洲相比,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非常成功,经历了30多年8%-9%的年均增长率,贸易占GDP总值的比例也非常大。他们的增长模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被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分别效仿。
  但是,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实行了自由贸易,其实他们也运用了关税,进口配额和出口补贴等不同的贸易保护政策,只是在程度上小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府也运用了包括贷款补贴、科研补贴等一系列工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ies)。他们的例子说明,贸易保护政策不一定不利于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实施保护政策。
  有学生问,亚洲四小龙出口带动增长的成功和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是否说明出口带动增长比进口替代对发展经济更优越?
  安查思回答,这些国家太不相同,同时变化的因素太多,没有办法确认一种增长模式比另一种更优越;高出口也有可能是高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无法肯定。
  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Alwyn Young通过计量分析总结说,重视教育,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是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主要是原因。所以众说不一。
  谈到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安查思的理论基础和利弊分析与萨默斯基本一致(见以前的《哈佛笔记》)。所有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家都接受有关贸易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条款(TRIPs)。安查思说,就实施这个条款对产品价格,市场竞争和创造发明的影响,不少经济学家都进行了分析,但结论不一,没有共识。
  他个人在保护医药产品的知识产权方面更接近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这并不是因为我更加大公无私,而是因为艾滋病或其他传染病都有很大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如果其他国家的病人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这些病就有可能传染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安查思说。
  最后,安查思简短地提到劳工标准、童工权利、环境保护与贸易的关系。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被提到贸易谈判的议事日程上有它的道理,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很难区分这是不是在掩盖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目前没有研究表明增加贸易与使用童工的关系。童工使用数量是公司秘密,所以很难找到数据进行研究。也不能确定贸易与破坏环境的关系,因为即使没有贸易,一个国家的发展政策也有可能破坏环境。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的中美贸易观

曼昆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网络版专稿/《财经》杂志特约记者 陈晋 发自美国波士顿】2003年到2005年间,作为哈佛教授的格利高里·曼昆,在布什政府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主席兼高级经济政策顾问。这一经历让他体会到,美国国会中政治家们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观念有多么普遍而强烈,而这对于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会有怎样现实的负面影响。
  在美国经济联盟2006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曼昆讲道:“如果你试图向一名认为出口可以创造就业而进口减少了美国人就业机会的重商主义者解释这一事实(即进口因其可以扩大我们的消费选择故是有益的,而出口是我们为实现进口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你所能得到的最好回应就是一个礼貌而显屈尊的微笑,以显示出对方认为你是多么的幼稚;而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表现得愤怒和被冒犯。而如果你身为一名公务员,他甚至将要求你辞职。”
  曼昆断言:“两个多世纪前亚当斯密就表示反对,并在其后得到经济学业内一贯抵制的重商主义,现在却仍(在华盛顿)存在着。”这种重商主义的体现之一,是2005年年中时,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要求在中国实现汇率重估之前,对所有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加征27.5%的关税。
  事实上,政治压力往往是非常无情的,以致拥有一支包括约翰·斯诺(John Snow)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在内的明星经济顾问团的白宫,在当年12月就列出对中国纺织品实行配额的清单,作为总统的“经济增长议程”中的成就之一。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曼昆相信贸易对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并不太担心美国巨额的贸易逆差,而更担心这一状况最终会助长国会中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更多行动。
  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曼昆于2003年10月30日在白宫众议院筹款委员会(Ways and Means Committee)的官员面前针对“中国贸易和美国制造业就业”这一政治上十分敏感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证词。在一篇长达十页的陈述中,曼昆从学术角度对数据详细筛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含蓄地否定了美国政治家们对中国偷走美国就业的指责。
  首先,曼昆断言,与中国进行贸易正如与其他任何国家进行贸易一样,对于美国经济是有益的。他指出,尽管近年来中美已成为对方重要的贸易伙伴,但中国却比美国表现得更加开放。这是由中国的进口占其GDP的比重来衡量的(中国为25%,而美国仅为大约10%)。
  其次,他提出,对于美国对中国迅速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应该将其放入特定背景下来看,这才是学术的思维方式。他通过一批复杂的数据,分别归纳出如下事实。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美国与除中国外世界其他国家间的贸易逆差发生急剧增长,甚至比美中贸易逆差增长更为迅速,这使得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量中中国所占部分缩减了近乎20%;
  ——其实是美国的出口——尤其是制造业出口——的减少,而非进口的增加,才是近期美国贸易逆差增加的原因。事实上,美国应该感谢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这使美国对华出口自2000年起快速增长,而同时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却在下降。
  ——由于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与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形成直接竞争,故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很大程度上是对其他国家进口的替代,而非单纯地增加美国进口总量。
  最后,曼昆无法回避对于美国制造业所面临的就业威胁做出解释,因为就业是政治家们最关注的方面。他将美国制造部门中就业的下降首先归结于近期商业周期的低迷,其次是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最后才是与中国相关的国际贸易。
  曼昆指出,这场经济低迷较之前次尤其不同的特征在于,这次低迷是由商业投资和出口的减少导致的,而以前多是源自家庭消费的下降和住房市场的疲软。他更进一步将商业投资的减少归因于高科技泡沫的终结和一系列企业管理丑闻,这些因素尤其降低了资本商品(capital goods)生产方面的投资。“这直接关系到资本商品出口量的降低,从而解释了2000年出口的整体下降。”曼昆说。
  “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影响制造业就业的众多因素之一,”在那份陈述中,曼昆客观地总结道,“较之于进口竞争,美国工作机会的流失与国内投资减少和出口减弱的关系更为紧密。”他进而考察了自2000年7月以来制造业工作流失最显著的五大类出口导向型工业,对于这些类型的工业,来自中国的进口是很小的。
  认识到美国进口确实对美国生产同质化的企业造成了压力,曼昆对总统旨在帮助被转移工人的贸易调整补助政策进行了说明。这些政策包括职业咨询、培训、培训期间的收入支援、求职援助以及再就业补助。
  曼昆一方面呼吁中国充分执行其WTO义务,继续对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尤其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一方面,他最后也重申了开放贸易的立场:“贸易增长可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贸易是件双赢的事,它可使美国及其所有贸易伙伴共同受益。对于贸易双边国的消费者,更多的贸易往来意味着更多选择和更低廉的价格;而对于双方的生产企业来说,则是更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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