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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四十六】格林斯潘为何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 2009/03/29

Filed under: HARVARD NOTES — rogerwang2046 @ 02:07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2009年02月23日 14:43]  

费尔德斯坦认为,因为格林斯潘更担心的是通缩,而非通胀。他还分析了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本次课,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接着讲货币政策。
  费尔德斯坦说,如果用泰勒规则(Taylor Rule)去检验,可以发现,美联储从2001年7月到2004年底的实际利率远远低于用泰勒规则计算出的利率。
  泰勒规则是简单常用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一,由泰勒于1993年针对美国的实际数据提出。泰勒规则描述了短期利率如何针对通胀率和产出变化调整的准则,其从形式上看来非常简单,但对后来的货币政策规则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实际利率这么低,格林斯潘领导的货币政策班子是怎么想的呢?
  费尔德斯坦认为,在这段时间里,格林斯潘担心通货紧缩的程度比担心通货膨胀的程度要大的多。
  中央银行在抵制通货紧缩时,由于受到零利率的限制,政策伸缩空间有限。一旦通货紧缩发生,真实利率上升,即使美联储把基础利率降得再底,利率也不可能是负数。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对中央银行来说更棘手。
  此外,未来的经济走势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只能对每种形势的发生机率和发生的后果及影响有个大概的估计。对后果和影响程度的估计是很主观的,格林斯潘称其为基于风险的方法(risk adjusted approach 或risk based approach)。这种分析将货币政策锁定在今后经济的自然走势是通货紧缩的假设上的。这就好比出门是否带雨伞的决定。没有人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或何时下雨。即使有20%的可能性(这基本是客观的),一个保守的人也会带雨伞出门,因为被淋湿的后果对他来说太惨重了(这是主观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
  费尔德斯坦并不反对在制定货币政策中这种带有部分主观色彩的决策方式,但认为当时格林斯潘应该也考虑到资产价格过高的因素,适当提高利率防止泡沫产生。
  当问到美联储是否应该将双重职责(稳定物价,促进就业)明确扩展到三重职责,也包括资产价格,费尔德斯坦回答说不应该,中央银行不应该像瞄准通胀那样瞄准资产价格,而只是应该把资产价格作为参考考虑进去,同样的,整体
金融系统的稳定性也应该考虑进去。
  接着,费尔德斯坦在黑板上画一条长期GDP沿时间增长的直线,斜率为正,代表经济长期向上走的总趋势,然后围绕这条直线画一条蜿蜒曲折的曲线,代表GDP经历经济周期的实际走势。
  据说,费尔德斯坦和经济系的库柏教授(Richard N. Cooper)是两个惟一上课不用PPT的教授。费尔德斯坦除了教这门“美国经济政策”课以外,还教一门公共财政的课程(Public Finance)。公共财政课的运算量较大,技术含量也比这门课大。他时常把手写的数据和证明复印后,下发给学生以节省课上时间,补充大量板书。总的来说,费尔德斯坦的课程数学难度都不大,高中的数学水平加上初级微积分即可,但要吃透他的思想并不容易。学生一定要概念扎实,思路清晰,最好还要对公共政策有感觉,这对19岁到21岁的本科生来说实属不易(选这门课的学生大多是大二大三年级)。
  费尔德斯坦和库柏一定也知道人人都在用PPT,但他们似乎觉得老式的教学方法丝毫不影响思想和知识的传递,黑板粉笔就够了。正是因为学生没有老师的PPT,随时可以在课外翻阅,上课的注意力要尤其集中,没有分秒的空闲。各种缩写,各种省略,各种因果关系,全部靠学生积极主动迅速地记录,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费尔德斯坦和库柏都是哈佛经济系70岁上下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库柏多次服务于民主党政府,费尔德斯坦则是坚定的共和党派。他们思考问题(尤其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的视角不同,政见常常向左,但他们严谨的作风,求实的态度是一样的。
  费尔德斯坦在1982到1984年间曾任里根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他并没有因为服务于里根政府而赞同其大量的财政赤字。因此有一幅漫画,里根总统组织高层官员参加政府工作会议,只有费尔德斯坦一个人提着公文包站在门外,无可奈何地说,“我所要说的仅仅是,我们如何才能偿还这么大的财政赤字呢?”
  费尔德斯坦说,经济增长很重要,更确切地说是人均GDP的增长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哈佛经济系另外一位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Friedman)在他的新书《经济增长的道德影响》中(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解释。
  美国GDP从1960年的2.5万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11万亿美元(以2000年美元计算),与此同时美国人口从1.81亿增长到2.97亿。这意味着GDP平均年增长3.4%,人口平均年增长1.1%,生产效率平均年增长2.3%。
  1%、2%、3%,看似都是很小的百分比,但长期“增长滚增长”的效果(就是俗语说的“利滚利”和术语里的复利)是惊人的。这使得人均GDP,即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在45年中几乎增长了2倍(从每年13846美元到每年37252美元)。
  费尔德斯坦进而分析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他的分析比较传统(库柏教授在这方面的见解更加独特,见以前的《哈佛笔记》)。生产总量(GDP)是人工,
资本和技术的函数。只有增加投资,增加资本的积累,平均每个人工作时使用的资本才能增加,工作效率才能增加。就像有了更高级的铁锹,每个人可以在单位时间干更多的活。工资收入随之增加,生活水准才能提高。
  因为净投资等于总投资减去折旧,也等于国家储蓄和国际资本的净流入;GDP与投资呈正相关,投资与储蓄呈正相关,所以经济增长就与储蓄呈正相关。这种分析框架使储蓄显得尤其重要。费尔德斯坦再分析储蓄的组成。国家储蓄(national savings)由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三部分构成。
  美国的家庭储蓄历史上在7%到8%左右,前几年降到了零甚至是负数,由于经济危机,人们减少开支,现在上升到3.6%,而且会继续上升。企业的储蓄,即企业利润,在经济危机前很好,但今年的情况会很糟。政府储蓄,即税收减去花销,在费尔德斯坦看来,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因为美国赤字严重。
  费尔德斯坦如何解析美国政府的账本,见下周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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