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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十九】经济学模型的灵活运用 2009/03/29

Filed under: HARVARD NOTES — rogerwang2046 @ 02:45

【哈佛笔记十九】经济学模型的灵活运用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4-07 10:49]    

弗兰克尔讲解国际金融的经济学模型,在他看来,同一个模型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运用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今年春季,杰弗里·弗兰克尔(Jeffrey Frankel)教授在哈佛政府学院主讲有关国际金融政策的经济学。
  身为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经济学教授的弗兰克尔,是再版十次的教科书《国际贸易与支付》的三位作者之一。他于1996-1999年间任职于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同时长期参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种咨询项目。近年来,他与中国人民银行有过多次交往。
  其实,中国不少高校的经济学课程已与美国主流经济学课程非常接近。许多在美国受欢迎的教科书,其中文版也在中国盛行。基本的市场经济学概念、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在技术层面几无差别。那么,弗兰克尔教授的这门经济学课程还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
  课堂上,在推导“斯旺曲线”(Swan Diagram)这一模型及其政策含义之后,弗兰克尔教授用中国和美国为例,说明它的不同运用。
  这一模型假定,宏观经济的理想状态为同时处于内在与外在的均衡。内在均衡表现为充分就业、物价稳定、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外在均衡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在这一框架下,一个国家在任一时间均会处于以下四种状态之一:内部通货膨胀,外部收支顺差;内部经济衰退,外部收支顺差;内部经济衰退,外部收支逆差;内部通货膨胀,外部收支逆差。国家也应采取以下四种相应政策:紧缩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扩张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政策;紧缩财政政策,紧缩货币政策。
  这一模型应用于中国,情形如何?弗兰克尔说,中国在2002年处于贸易顺差和内部供给大于需求的状态。在2008年仍处于贸易顺差,但供给已小于需求,通胀压力严重。然而,要直接套用这一分析框架未必完全正确。
  他解释说,这一分析框架的假设在于,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长期平衡状态是已知的。在分析成熟市场时,这些长期平衡状态能够用过去的数据估算出来。“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发展迅猛的国家,长期平衡状态本身就在变化,也就是说,判断经济过热或过冷的参照系在变化。因此,从这一框架推导出来的政策建议对中国也就未必完全适用。”
  美国的情形则不同。1991年,美国的经济状况是贸易逆差与国内供大于求,到了2007年,贸易逆差未变,但已经出现相当大的通胀压力。弗兰克尔介绍,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和华盛顿彼特森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弗来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一直认为,美元需要大幅贬值,也一定会贬值,因为只有这样才会扭转美国空前的贸易赤字。而对美元贬值怨声载道的欧洲人也认为,美元应该相对于其他货币贬值,而非欧元——该轮到其他国家承担升值的风险了。这种说法含沙射影地将矛头指向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美国大量贸易逆差的“替罪羊”呢?
  在弗兰克尔看来,其实,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美国的贸易赤字也不会有明显变化。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是由一些东南亚国家向劳动力更为便宜的中国转移的,美国本土并不生产。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这些产品只会再次转入其他东南亚国家,从那里出口到美国。
  而中国目前也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000亿美元,远远超过正常国际收支和临时应急的需要,但是他们也不敢卖美元,因为美元贬值会大量减少他们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
  弗兰克尔解释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银行的对冲操作。这里的“对冲”是指中央银行在外汇储备急剧增加或减少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经济体系中总的货币流通量,在外汇贮备和国内资产之间进行转换。这一方法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运用。
  弗兰克尔以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为例。1994年初,墨西哥呈现贸易赤字,流入外汇呈减少趋势。中央银行为此采取了对冲的方法,买入国债,增加本币供应以弥补由于外汇储备减少而带来的总货币供应量的减少。但到了当年12月,由于外汇储备耗尽,墨西哥被迫放弃了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最终陷入“龙舌兰风暴”(Tequila Crisis,Tequila 是墨西哥生产的一种烈酒)。
  如果墨西哥在1994年夏天就放弃与美元的固定汇率,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弗兰克尔并不这样认为。“当时的墨西哥财政部长是我在MIT读博士时的同学,是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他在1994年初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是:减少的外汇流入是暂时的,所以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他有足够的理由这样判断,因为1994年是墨西哥的大选年,政治动荡,加之美联储提高利率,所以外汇流入减少。他想,大选之后,局势会稳定下来,外汇会再次大量流入。我们很难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判断是错的。危机过后,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他在1994年所做的就是对外汇流入减少进行对冲,任何在耶鲁大学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都会这样做,所以他没有做错任何事。”
  与此相反,阿根廷在1995年陷入同样的金融危机,但没有使用对冲的方法。弗兰克尔介绍,阿根廷和香港一样实行联系汇率制,允许外汇自由流入流出。当金融危机迫使利率升高的时候,很多企业关门倒闭了,经济萎缩,进口减少。随之,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外汇又开始流入,经济也在1996年迅速复苏。
  这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这两个例子是否说明不对冲比对冲更有利呢?”“不能这么说。” 弗兰克尔回答,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因为有太多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阿根廷有急剧通胀的历史,所以联系汇率制对它比较适合,这一制度意味着不可能使用对冲方法,美元可以成为它的物价水平的基准。墨西哥的情况则完全不同。
  学过中等宏观经济的人都很熟悉IS-LM模型和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一般来说,政府在使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利率会由于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增长而升高,投资会因利率提高而下降,所以生产总值的增长会小于完整的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但是在三种特殊情况下,财政政策会最有效,利率不会升高,生产总值会有完整的乘数效应。” 弗兰克尔说。
  一种情况是中央银行采取相应的扩张货币政策,使利率保持平稳,进而投资保持平稳。
  第二种情况是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有完全的跨国界的资本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但凡利率稍有升高,马上就会有大量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套利,这会使利率很快回到原有水平,所以对投资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第三种情况就是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LM曲线处于水平状态,扩张的货币政策已不能刺激经济增长。弗兰克尔解释,这是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的一种假想,但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几乎把它变成了现实。
  弗兰克尔在1996年加入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当时日本已经进入了第五年的经济衰退,这正是需要采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时候,而日本政府却决定提高税收。   
  弗兰克尔回忆,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多次与日方沟通,说这一政策只会适得其反。“我劝他说,‘你就不用再费口舌了。日本人已经决定这么做了,你再说也没用。’他回答说,‘事实会证明他们是错的。下一次他们就会听我说的了。’他的话听起来有些趾高气扬,但他说的却是事实。事后,日本采用了扩张的财政政策,但是已经没有很大的效果。日本人的解释是,日本人的储蓄倾向太高,因此扩张的财政政策对生产总值的乘数效应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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