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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十三】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200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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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特约记者 陈晋    [02-14 10:10]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
2008年春季,萨默斯重返哈佛讲堂。
  他并没有讲经济学的主流课程,而是选择开一门新的关于全球化的课程。1月31日,星期四,他西装革履走进Emerson Hall 的最大的教室,开始PPT教学。但他不熟悉PPT的操作,于是叫一名技术人员帮忙。他自语道:“上一次我讲课用的还是黑板和粉笔。”
  是啊,上一次他在哈佛上课至少是17年以前。在这期间,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和部长,以及哈佛大学校长。这样的经历对他的新课程会有怎样的影响?
  和很多知名学者一样,萨默斯的思想深远而广阔,纵贯人类历史。他说过,“300年以后的历史书会把冷战的结束作为第三等重要的事件,伊斯兰和西方世界的关系是第二等重要的,而头等重要的事件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和互动。”    
  他用PPT把中国和印度1978年-2002年间的人均GDP,与英国在1830年-1858年之间的人均GDP加以比较,又把它们之间的人口数量加以比较,说明“中国和印度发展速度之快,对人类的贡献之大,使19世纪的工业革命相形见拙。”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可以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也可以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这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萨默斯说。
  他简短地回顾了从工业革命到一次世界大战,到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到民主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给专政让路,到二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到柏林墙的倒塌,然后说,“我们眼前的大好形势——和平、繁荣和开放——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充满机遇,减少摩擦的国际秩序。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谨慎地处理好国际合作、公共产品、国家主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放弃任何一方面,只顾其他两方面的关系,那么绝大多数的国际问题就会相当容易的解决。我们的挑战是在解决国际问题时,不能放弃这三者的任何一方,因为那样就太不现实了。”
  萨默斯课程的教学大纲上写明,“本课程的目的是研究全球化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对贫困、分配不均、文化和环境的影响”。课程重点是研究国际社会的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公司、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和民间组织——在许多问题上的利益和立场,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当前国际体系下作出自己的决定。课程要求学生参加课后小组讨论,并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或是在WTO贸易争端中代表公司利益,或是在国际货币基金(IMF)代表国家政府。课程还要求学生在一学期中,从指定的四个题目中选三个,写三篇四五页的发言稿。
  这种非理论课程是没有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答案的,虽然学生的学期成绩在教学大纲中有计算公式可循:期末考试(40%)+三篇短文(45%)+小组讨论表现(15%)。最终成绩取决于学生从不同角度理解国际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
  萨默斯课程要求的三本必读书分别是:Martin Wolf的《Why Globalization Works》,Joseph Stiglitz 的《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和Jeffrey Frieden 的《Global Capitalism》,外加长达八页的参考书目。这并不奇怪,大多数经济系课程要求的阅读量都很大。有的经济系教授还说,他们要求的阅读量比起文史学科要求的阅读量少多了。
  萨默斯选择和Lant Pritchett 教授合讲这门课程。Pritchett教授是麻省理工学院训练的经济学博士,在去年来到肯尼迪政府学院之前,曾在世界银行工作19年,并在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居住和工作,对发展经济学有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萨默斯说:“我和Pritchett教授都是学者和实践者。”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看他们是如何把两者有机地在这门课中结合起来吧。

布雷顿体系的诞生和嬗变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2-28 12:49]     


萨默斯在哈佛讲堂上阐述二战后国际经济格局,剖析市场化思维回归之由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
在2月7日的课上,萨默斯向哈佛本科生讲解二战后布雷顿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他面带微笑,深入浅出地阐述经理理论,对国际组织如数家珍。
  首先,他解释金本位(gold standard)的优缺点。优点是,在这一体系里的国家政府不得随意通过通货膨胀来解决国内财政问题,以此维系货币稳定;缺点则在于,当这个体系中的国家由于某种原因,整体需求面临挑战时,它的中央银行不能通过降低利率或提高货币供给而刺激需求,也即其货币政策受到严重限制,不能脱开国际环境而独立地解决国内特有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试想在这个体系中,如果一国的利率低于另一国,则投机者就会售卖第一个国货币,买进第二国家货币,以争取更高利率,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在短期内赚取巨额利润。所以一国若要维系金本位,则短期资本帐户绝不可放开。
  萨默斯回忆起他在1967年随父母住在伦敦,出国旅行时每人每次不得携带50英镑以上的现金。这种规定的目的,就是要防止有人在短期内用大量现金套汇。
  接着,萨默斯解释了二战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他先用PPT显示了凯恩思对一战后凡尔赛条约的不满和预言,“德国不可能履行所有的承诺……有这样的和平条约,我看不到任何希望,只能是混乱和战争,而且越快越好。”果然不出凯恩思所料,德国政治经济形式的严重恶化为希特勒上台奠定了基础。
  为了在二战后不重蹈覆辙,乔治 ·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在1947年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宣布了著名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对被战火摧残的欧洲给予大量的经济援助。同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建立——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攻击就是对所有国家的攻击——也是为了纳入德国,以防其重新军事化,也囊入美国,使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确保战后国际系统的正常运行,同时拒共产主义的苏联于圈外。联合国的建立也是为了给所有的国家提供联合的安全保障。
  二战后,国际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国际货币基金(IMF)、国际建设发展银行(IBRD,后改称世界银行),以及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后改称世界贸易组织,WTO)。其中,IMF最基本的任务是在一个国家收支平衡发生困难时提供贷款,帮助解决短期外汇流动性短缺。这些贷款并非援助,而是需要偿还本息。与此相反,世界银行是以支持成员国家发展建设为目的,可以给发展中国家或贫穷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或援助。从这个意义上说,IMF更像一个银行,而世界银行更像一个基金。关贸总协定是为了鼓励自由贸易而设立的一系列规则,不是一个组织。直到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它才成为一个组织,有比较严格的解决争端机制和执行机制。
  以上这些组织统称布雷顿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这个体系的重要特点,是其主要成员国互相之间保持汇率稳定。具体操作如下:金价定在每盎司35美元,但美联储只允许其他成员国的央行在美元与黄金之间自由兑换,其他组织和个人不能自由兑换。其他成员国的货币都与美元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也即与黄金保持基本固定的汇率。这就几乎相当于金本位。所不同的是,在布雷顿体系中,美元充当了黄金成为实际意义上的“硬货币”。在此固定汇率机制下,各国的货币政策都要服从于汇率政策,从而都被捆绑在一起,不能独立地针对各国的特殊情况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
  在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经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表现得非常出色,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复苏了。萨默斯称这个阶段为黄金时代。然而时至七十年代,事端再起,两次石油危机令石油价格上升了近4倍,造成双位数的通胀。1971年,美国因黄金储备剧减而被迫宣布停止黄金和美元的自由兑换,这就是著名的Nixon Shock。从此,主要国家之间的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布雷顿体系的主要特点不复存在。然而,布雷顿体系下的国际框架、国际组织及其在二战影响下制定的宗旨(如发展建设,创造就业等等),以及一系列的游戏规则仍然有效。所以,有些经济学家否认布雷顿体系业已解体,而认为我们生活在第二阶段的布雷顿体系(Bretton Woods II)。
  当年,面临20%以上的通胀,美联储迅速提升利率,紧缩银根,抑制通胀。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相继上台,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80年代后期,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90年代初,印度开始市场化改革。这一切都表明了市场化思想的回归。撒切尔夫人曾说,“根本就没有‘社会’这么一说,只有个人——独立的男人、女人和家庭。”里根曾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而它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
  在课堂上,萨默斯用图表显示通讯成本、运输成本在过去50年中由于科技的发展而急剧下降。他对国际长途电话费的下降深有体会。他说,上世纪60年代他和家里的另外两个孩子同父母住在伦敦,三个孩子每个月给住在纽约的祖母打一次电话,尽管父母是大学教授,但是电话费如此昂贵,每个孩子只能说一分钟,他们三个总要事先练习一下,才能在一分钟内把要说的话说完。相比之下,现在的长途电话费一分钟仅几分钱,如果通过网络,还可以免费。
  萨默斯也承认,尽管总的来说,世界经济在过去五十年中发展得非常好,但拉丁美洲由于政府扩张阻碍了私有经济的成长,发展缓慢;非洲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国际章程与国家意志孰重?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3-05 13:31]     

两位顶尖学者——萨默斯与Pritchett在课堂上即席对答: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否应允许更多的国家意志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2月26日当天的全球化课程,由Lant Pritchett教授主讲,但萨默斯也来了,坐在观众席第一排右侧。
  这节课的题目是“国际准则和规定意味着你不能总得到你想要的东西。”Pritchett首先解释,经济学家并不轻视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例如,员工由于自由贸易工作移向海外,而经历再次找工作、搬家的麻烦和精神紧张。这些不可用金钱衡量的东西,在理论上都被经济学家折合成价格——通过询问当事人“给你多少钱你才不介意再次找工作,再次搬家呢?” ——计算在体系设计之内了。
  接着,他讲解什么叫“动态一致(dynamic consistency)”。当一人应履行诺言却因各种突然原因而不履行,就叫“动态不一致。”他人若预计某人将“动态不一致”,则事前不会与其签约合作。这正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如此艰难的原因。
  Pritchett教授重点讲述了两个案例。其一发生于1990年,泰国以保护国民健康为名,依据GATT第二十条排斥以美国烟草公司为首的跨国烟草公司。对此,美国用国家待遇条款起诉泰国——如果泰国认为吸烟有害健康,则应像排斥外国烟草业一样禁止本国烟草业。调停小组最终按照GATT第十一条判决美国获胜。
  另一案例比较复杂:上世纪90年代初,墨西哥起诉美国以保护海豚为名,保护美国的金枪鱼捕捞业。美国制定过一部保护海豚的法律,禁止进口通过“袋状网围”捕捞的金枪鱼。
  海豚与金枪鱼有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墨西哥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大量使用“袋状网围”捕捞金枪鱼,以降低捕捞成本,但这致使大量海豚丧命。
  墨西哥认为,美国不应将自身保护环境、爱护海豚的条款强加于其他国家。而且,一国是否允许进口金枪鱼,应依据其质量、价格而非依据捕捞金枪鱼的过程。 
  “美国制定这一法律旨在保护海豚,如果进口墨西哥的金枪鱼,就意味着这一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被打折扣。如果要在自由贸易和保护海豚之间作选择,我们宁愿选择保护海豚。” Pritchett教授说,“尽管每个人都喜爱海豚,但GATT调停小组考虑,如果评判美国胜诉,那就意味着在贸易摩擦中,生产过程比产品本身更重要,就很容易给贸易保护主义者更多的借口、更多冠冕堂皇的幌子阻碍自由贸易。基于此,GATT调停小组判定墨西哥胜诉。”
  这个案例引出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如何运用法规是正确的?如何运用法规又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作掩护?这就又回到了萨默斯在开学第一天讲到的如何处理好国际化、公共利益和国家主权三者关系的问题。
  在这节课的最后几分钟,萨默斯举手提问,“Pritchett教授似乎认为GATT在这一案子中的决议是正确的,但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这一法律是在环保主义者的倡议下制定的,不是在国内金枪鱼制造商的倡议下制定的。这体现了美国人的价值选择,而非打着掩护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此,Pritchett教授回应称,“主观上的动机无法用客观标准来衡量。例如,法国农民和小食品店店主反对麦当劳进入法国,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你说他们真的是在感情上受了伤害,还是在给贸易保护主义打掩护?” 
  “我想主观上的正确要比客观上的错误强很多。”萨默斯立即回答,然后反问,“一个问题是,在当时的GATT规则下,GATT调停小组是否作出了正确判决?你的回答可以是Yes。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在国际法规的制定过程中,是不是应该允许有更多的体现国家意愿的国家选择?” 
  Pritchett教授摇摇头,“我的回答是No。”萨默斯笑了,“Pritchett教授,你保持了动态一致(you’re dynamically consistent)。”
  这时,墙上的钟表正好指到下课时间——下午1时。学生们对两位教授的即席对答给予热烈掌声。Pritchett教授向台下的学生们挥挥手说,“且听下回分解(to be continued)。”
  这已不是两位教授的第一次即席对答。一周以前,萨默斯介绍完全球化(从1870年到冷战结束)的历史之后,留了几分钟时间,问学生还有什么问题。沉默了一阵以后,坐在第一排的Pritchett教授举手提问,“全球化是不是就是美国化?它们之间有没有区别?如果有,有什么区别?” 
  由于临近下课时间,萨默斯简短地回答说:“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全球化,而不是美国化。‘美国化’这个词更适用于冷战期间,当时我们的对手是苏联,美国化是相对于苏联而言。现在我们没有和任何国家冷战,也就无所谓美国化。而且全球化有它的规则,美国并不总能得到它想得到的东西。”

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是否促进全球贸易?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3-11 21:19]    

在哈佛课堂上,萨默斯阐述了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3月4日,萨默斯以“贸易一体化中的一些问题”为题讲解自由贸易的复杂性。
  贸易一体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劳工环境保护标准、文化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等,萨默斯着重讲解了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数目,从1994年起翻了6倍。
  在以前的课中,Lant Pritchett教授已经根据广为接受的标准贸易理论,讲解了贸易交换为什么产生价值,贸易是科技进步以外的另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式,是一件好事,应该支持。现在萨默斯要讨论的问题就转化为: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会不会增加全球贸易?
  萨默斯首先区别了“新增贸易(trade creation)”和“贸易取代(trade diversion)”两个概念。新增贸易是指,原本没有贸易,由于自由贸易协议减少关税和配额而产生的贸易。贸易取代是指,原本就有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由于有了与第三国的自由贸易协议,造成关税减少而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贸易被第三国取代。
  然后,他问在座的学生,“请你们想一想,在什么条件下贸易取代是应该发生的,在什么条件下是不应该发生的?”
  哈佛本科生大多天资很好,在课堂上,不出几秒就会有学生举手回答,直觉准、反应快、语言简单流畅,这次也一样。
   萨默斯满意地说,“非常准确。” 如果第三国的企业,本来就是三个国家中同一行业里最有竞争力的企业,那么贸易取代就是对的。如果第三国的企业的竞争力,不如原本贸易伙伴的竞争力,而只是因为关税减少,导致相对价格的变化而获得新的生意,那么贸易取代就是不应该发生的。
  萨默斯进一步提问,“那么什么样的区域自由贸易协议,更有可能产生好的贸易取代,也就是新增贸易大于不应有的贸易取代?”他启发大家,“例如,欧共体的产生会使新增贸易大于贸易取代,还是小于贸易取代?” 
  “对,大于贸易取代。因为欧洲的一些国家是天然的贸易伙伴。”萨默斯说。“那么如果美国和约旦这样一个人口大约250万的小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美国政府会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证明,这个协议是值得签订的呢?是经济利益吗?当然不是,但美国政府可以说约旦地处中东,有战略意义,自由贸易协定是美国支持其市场经济政策、政治自由化的一个象征.” 
  “同样,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工作时,美国通过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我们主张囊括墨西哥也有政治方面的理由。”萨默斯说。
  为了使NAFTA通过美国国会,克林顿政府做了很多细致入微的工作,满足了很多议员,其中包括保护环境、劳工标准和知识产权的附件。为了凑够国会票数,克林顿政府甚至不得不满足个别议员的要求。一名议员认为,为了促进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应该设立一个双边的进出口银行。克林顿政府不得不在美墨边境的得克萨斯州,为此建立了一个银行。这是真正的“一票,一个银行(one vote, one bank)。”萨默斯说。
  接着,萨默斯解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与海关联盟(custom union)的不同。 海关联盟的所有成员国家,对其他国家都保持一样的关税政策,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签署国,有更多的国家主权,可以对区域外的其他国家,有不同的关税政策。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一个自由贸易区域外国家A的产品,进入区域内某一低关税国家B的境内,然后再进入自由贸易区域内另一国家C的境内,会享受零或接近零关税待遇。而国家A的产品要直接进入国家C,就有可能要付很高的关税,那么国家C对国家A设置的关税政策就失灵了。针对这一问题就产生了定义“产品原籍(rules of origin)”的需要。那么,如果产品原料来自国家A,在国家B加工,然后出口到国家C,产品的原籍应该是哪个国家?如果原料来自多个国家,在多个国家加工,最后出口到国家C,产品原籍又应该如何定义?
  “把这些复杂性都考虑在内,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萨默斯自问自答,“如果你支持这种协议,你就叫它‘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如果你反对这种协议,你就叫它‘区别对待(preferential treatment)’。”
  然后,他用幻灯机打出两段引言,客观地向学生介绍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段是他在1991年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说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可以是最好的,但地区性贸易自由化很有可能是件好事。(Global(trade)liberalization may be best,but regional liberalization is very likely to be good.)” 另一段是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国际贸易教授Jagdish Bhagwati在2002年说的“我们正在世界贸易体系里,重演着30年代没有国际协调的保护主义下的混乱,我们打着自由贸易之名,创建着那些排斥自由贸易区以外的国家生产商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
  接着,萨默斯分别用图表解释概括NAFTA对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产业、工作、收入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他认为,现在一些竞选美国总统的候选人,说NAFTA 应该重新谈判,但重新谈判并不会像他们口头保证的那样,保护他们所说的弱势群体,事情完全没有那么简单。
  关于自由贸易协议是否应该包括劳工标准,萨默斯介绍了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代表美国工人利益的人认为,完全应该而且必须包括,因为只有这样才公平。《金融时报》的资深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认为,“印度是拥有10亿以上人口的大国,(包括是)为了不让印度人受剥削,致使除了在大型企业工作的500万员工,其他印度人完全没有工作。”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表明,贸易领域和非贸易领域的实际工资都在增长。
  关于自由贸易协议是否应该对成员国家的环境标准作统一规定,萨默斯引用Bhagwati教授在2002年说的话,“如果墨西哥的空气比美国好,水质比美国差,再假设墨西哥对环境的重视程度和美国一样,那么墨西哥对水污染的征税就会比美国高,对空气污染征税就会比美国低。这是很正常、很自然的。这事我们不能指责这种国家之间的税率不同,是一种‘社会倾销(social dumping)’的一个依据。”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把有毒的垃圾(toxic waste)放在哪儿呢?纯经济学家的推理是放在最穷的国家,然后制造垃圾的国家给它以足够的经济补偿。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问,“给你多少钱你才愿意在你旁边堆放有毒垃圾呢?”同意出价钱的国家(地区)肯定是最穷的国家,因为它为了生存别无选择。但这一逻辑遭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痛骂,被指责为 “不道德”“残酷”“经济学家傲慢的无知”“疯了”等等。萨默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担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时,对这一争论深有体会。
  美国国内每年会有大量的固体垃圾从一个州运往另一个州。地质学家探明,在美国,最适合储藏核废料(nuclear waste)的地方是内华达州(Nevada)的Yucca Mountain。但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奥巴马在Nevada竞选讲演时迎合选民,都表示反对将核废料运到那里,但并没有说明应该放在哪里。
  大家都可以理解,空气质量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裕程度先降低再升高的过程。在人们生活贫困时,需要工业化提高生活质量。工业化提高了人们的收入,也造成了空气污染。那时人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也有更好的技术使得空气清新。
  最后,萨默斯向学生对照英国曼彻斯特19世纪末期和现在的图片,又显示现在中国上海黄浦江的照片。他说,“在拍这张照片时,我还以为我的相机聚焦发生了问题,然后我才意识到,是空气污染使得相片模糊。但再过十年、20年,随着中国人生活质量的提高,空气也会变得更好。”

保护知识产权对谁有利?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3-20 13:52]     

萨默斯阐述反倾销与知识产权保护并答疑: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总会占上峰吗?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
3月6日,萨默斯继续以“贸易一体化中的一些问题”为题讲解自由贸易的复杂性。这天的讲述重点是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萨默斯解释什么是倾销和为什么要反倾销。倾销就是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卖产品。一般来说,价格越低对消费者好处就越多,也即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就越多。但倾销对市场的副作用更大,因为倾销阻碍了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通过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倾销商有可能挤垮对手,增大市场份额,形成垄断经营后再抬高价格。
      “有些人认为美国反倾销法规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以至于为贸易保护主义者所利用。对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议,先讨论环境标准是否应该包括在反倾销法规范围之内。”萨默斯举例说,如果一家厂商以损害环境为代价,降低成本,国家又不征环保税,则该厂商的定价是否应被认定为倾销价格呢?各国的环保标准是否可以不同?若一国环保标准较严而另一国较宽,是否公平?
      萨默斯认为,每个国家的环境条件不一样,因此有理由制定不同的环保标准。“一般来说,美国共和党主张各州均有权制定自己的环保标准,民主党则主张联邦政府应制定统一标准,以防止各州走上“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之路——竞相制定宽松的环保标准,以降低本州产品的生产成本,招商引资刺激本州的经济发展。”
      这就涉及到,如何处理好政府主权、公共利益和政府间一体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萨默斯说,“如果你支持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观点,你就会完全放弃公共利益,一味追求个体权利。如果你支持欧盟的形式,你就会追求公共利益和一体化,放弃一部分国家权利以避免‘竞次’的结果。”
      此时,一位看似访问学者的中年人举手提问:“你认为WTO在判决反倾销案件时是否公正?因为世界经济体系大多是按照美国的意志制定的,在涉及美国的反倾销案件中,美国胜诉和败诉的比例大约是多少?”
      对此,萨默斯直言不讳地回答:“我没有统计过美国胜诉和败诉的比例,但我的感觉是,WTO评判案件的程序是公平的,裁判小组总的说来是公正的。你也许感觉美国胜诉的比例比其他国家大,但我并不认为如此。”他说,事实上,很有可能只是因为美国有各行业的强大游说团和律师,起诉其他国家的几率比较高。而其他国家起诉美国的几率比较小,因为谁也不愿意失去美国这个大市场。
      萨默斯认为,WTO的判决与各个国家法庭的判决有本质的不同。各国法庭的判决是有国家强制力作后盾的,而WTO没有,它只是根据WTO的章程判定胜诉方有权利采取报复措施。但是,谁都知道报复的后果是两败俱伤。因此,其他国家很有可能因为不愿意失去美国市场,而选择放弃上诉美国。
      接着,萨默斯转入更有争议的话题——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什么样的产品需要知识产权保护?这些产品有哪些共同特征?萨默斯说,这些产品最大的特征是,前期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很低,产量与投入的关系呈现规模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另外,生产这些产品的产业没有完全竞争,由于这些产品的特殊性,厂商对市场有暂时的垄断。而且,价格远远高于其边际成本。
      从厂商的角度说,允许垄断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样就可以把前期高昂的研发成本和固定生产成本赚回来,还有可能赚取大量利润。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允许垄断的时间越短越好,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消费者以低价享受产品,从而有更多的消费者剩余。
      政府在两者之间应如何取舍?萨默斯说,如果政府认为鼓励创新比增加消费者剩余更重要,则会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长一些,反之则短一些。“如果你问现任总统布什,他会说‘保护知识产权是放之四海的真理’。如果你问民主党众议员Barney Frank,他就会说,‘美国过于保护知识产权,而对劳工与环境的保护不够。’”
      在他看来,发达国家的发明创造相对较多,因此更为看重知识产权保护;而发展中国家发明创造相对较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较弱。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注重长期的经济发展,就会更为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一个国家着重于眼前利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没有那么重视。所以,政府不但要权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而且要权衡长期与短期的利益。
      萨默斯解释,如果厂商根据偿付能力的不同而对商品予以区别定价(price discrimination)——对富人(富国)收取高价,对穷人(穷国)收取低价,则可兼顾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此举前提必须是:产品不能从穷人(穷国)转卖到富人(富国)手中。
      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在医药领域尤其突出。萨默斯通过图表说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新药数量在逐年下降,而研发新药的成本在逐年增加。在对非洲国家至关重要的艾滋病治疗药品上,那些没有品牌却有同样功效的药品(generic drugs)的市场价格,低于品牌药品(brand drugs)价格的一半以上,但美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却阻止这样物美价廉的产品进入发展中国家。萨默斯说,一些非政府组织指责美国政府及法律“劫贫济富”。几年前,哈佛一些热血沸腾的年轻学生也支持这一立场。
      然后,萨默斯介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成立的“克林顿全球基金”,是如何在不影响厂家和发明者利益的情况下帮助解决这一问题的。克林顿利用其影响力,把非洲贫困国家和美国大制药厂商聚集起来,令其达成协议——厂商按边际成本标价把防治艾滋病的药品卖给非洲贫困国家,从而换得后者对在中等收入国家实施知识产权保护的支持;另外,在发达国家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允许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国家获得非品牌药品的营销权,只要这个国家在世界同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小于2%。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面临不同疾病的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只有2%的研发经费用于研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疾病,这甚至比发达国家用于研制家禽疾病的费用还要少。萨默斯进一步说,“那我们就需要想一想,如何鼓励发达国家在提高研发创新能力的同时,能使更多的消费者享用其好处。这样的办法包括在研发某种药品的过程中,即高投入的过程中,全球提前预定采购方案。”

【哈佛笔记十八】假如你是香港金管局总裁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3-24 21:59]     共有11条点评

 

萨默斯授课的精彩之处在于提问和即兴举例;他以香港等地为例说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90分钟的课时,对萨默斯来说实在是太大的局限。3月18日,他准备了27页的PPT,但只来得及放映包括标题在内的九页。当然,这27页的主要思想已在他放映前面三五页时全部表达出来了。
  萨默斯讲课时思维连贯、出口成章,并不需要PPT的提示,PPT对他来说只在于用图表显示数据,说明问题。他上课的精彩在于提问——恰到好处地启发学生思考,和他即兴地举例说明。
  这一天,萨默斯的主题是国际收支平衡表有关的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他首先介绍的是,货币发行量与物价变动成正比。虽然在短期内,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流量有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但从长远看,货币增发比例与物价增长比例(即通货膨胀)相等,货币量的增减不影响任何实际经济指标。这就是“货币中性”理论。
  然后,萨默斯通过提问,引导学生推出没有国际套汇空间的条件: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就是他们之间汇率变化的比例。否则人们就可以从低利率的国家借款,存到高利率的国家,轻而易举地赚取利差。
  萨默斯解释,两国之间的汇率取决于彼此之间相对物价的差异,而相对物价水平又取决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所以货币政策,即利率政策,也即货币供给政策,与汇率息息相关。
  在资本账户完全开放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就决定了利率,否则存在国际套汇空间,投资人就可以无本套利。萨默斯以香港为例说,香港的资本账户完全开放,港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
  “那么如果你是香港中央银行行长(编者注,承担香港央行功能的机构系香港金融管理局),你的工作会有意思吗?”
  “当然不会,一个机器人就可以做你的工作,因为固定的汇率已经决定了香港的货币政策。”
  “如果因为某些原因,香港经济放缓,利率面临降低的压力;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人们对香港固定汇率产生怀疑,持有港币的人会怎么办?”
  “对,在现有汇率下,换成美元,这样港币的流量减少,香港物价降低,促进出口,赢得外汇,港币流量升高,物价回升,这就是自动调节。”
  “如果巴西的利率是11%,美国的利率是4%,再假设资本自由流动,这说明市场对两国汇率的预期是怎样的?”
  “对,巴西货币相对于美元要贬值7%。”
  “朝鲜选择完全关闭资本账户,闭关锁国,那么它可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 (汇率政策对它来说也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者不可兼得。”
  萨默斯由远及近,进一步举例说明,“最近三个月美元贬值很多,有人问我,美国是否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扶持美元?根据我们刚刚讲的,如果美国支持美元,就意味着美联储要提高利率。但这与美联储针对美国国情制定独立货币政策的目标相反。”
  “再例如,卡塔尔, 一个位于中东的小国,通过出口大量石油,赚取了大量美元,但美元在迅速贬值,卡塔尔的石油商该怎么办?”
  “对,把美元换成卡塔尔货币。那么,卡塔尔货币流量会增加,经济面临通胀风险。如果卡塔尔中央银行提高利率来抑制通胀,那么高利率会吸引更多的外国热钱流入。如果不提高利率,就要使卡塔尔货币升值。这种升值预期也会在一定程度促使热钱流入。”
  “中国的情况与此相似,外汇储量巨大,通胀压力增强,由于中央银行担心吸引更多的外汇流入,不敢提升利率,使得真实利率进入负值。在人们预计通胀会继续、真实利率为负、资本账户基本关闭的情况下,会用他们的钱做什么呢?买资产,尤其是房地产,所以房产价格居高不下”。
  最后,萨默斯转入财政政策。政府有两种办法填补赤字:卖国债借钱和印钞票。政府借钱会增大货币需求,提高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原本愿意贷款的私营企业只得放弃贷款,这就是政府赤字对私营企业贷款投资的挤占 (crowding out effect)。而印钞票会导致通胀,提高名义利率。如果中央银行要保持名义利率稳定,就要买国债,增加货币流量,但同样会增加通胀。
  萨默斯总结说,要保持稳定的通胀率,政府必须自律,但这一点愈加难以做到。

【哈佛笔记二十】挽救墨西哥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4-14 16:25]     

萨默斯讲述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决策内幕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4月1日的课堂上,萨默斯变成了一个绘声绘色的说书人。这个满腹经纶的教授,能把国会议员的语声语调模仿得惟妙惟肖。
  这一天的主题是,美国政府在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中的决策过程。萨默斯当时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直接负责处理这一危机。这段往事在他的讲述下栩栩如生。他说,“虽然我是分阶段讲述这一危机的,但实际上故事是连贯的,一环扣一环。”
  他首先解释危机发生的背景。墨西哥与美国约有200英里的国界接壤,由于经济落后、政治动荡以及贩毒腐败等问题,墨西哥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现象屡禁不止。所以,促进该国经济发展与美国本身息息相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墨西哥进行了包括私有化在内的一系列市场改革。美国认为应该支持和鼓励这些改革,所以,克林顿政府在1993年极力促成了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1993年末,墨西哥货币比索开始贬值,接近固定汇率允许浮动的临界点。与此同时,墨西哥有大量贸易赤字,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沉重。而且,这些外债主要是用于填补消费,而不是再投资与再生产。
  墨西哥每六年一次的总统大选总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与动荡,1994年也不例外。当年3月,一名很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科罗西奥(Colosio)被刺杀,加剧了人心不安,外资流入开始减少。与此同时,墨西哥外汇储备也在急剧减少,货币贬值压力持续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墨西哥需要继续借钱来填补贸易赤字,它该怎么办呢?” 萨默斯说,一种办法是以墨西哥货币计价,另一种是借外债,以美元计价。墨西哥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发行了一种名为Tesobonos的短期债券,这种债券以比索计价,与美元挂钩,政府承诺,如果比索贬值,将按贬值的比率在利率上对购买人予以补贴。此时,墨西哥利率高于美国,政府希望以此种方式来吸引外资。
  到1994年10月,美国财政部开始担心比索会急剧贬值,Tesobonos利率会立即升高,墨西哥将无法还款付息。“假如现在是1994年11月1日,你是美国财政部主管,你知道一场相当严重的金融危机即将发生,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回忆,当年10月下旬的一个国际会议上,他特地约了墨西哥财政部长单独吃晚饭。餐桌上,他用了各种方法试图说服对方放弃固定汇率,尽快贬值,以免外汇储备消耗殆尽。但对方一直坚持说不能这样做。“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就在晚饭将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其实我同意你的观点,我已经反复向上面说过同样的意见,但是他们根本不同意。因为现在距离下一届政府上台的时间不到两个月了(12月20日新总统上任),固定汇率是这一届政府的核心政策,他们不可能在自己执政期间放弃这一标志性的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说什么呢?”萨默斯说。
  “我可以发表公告让人们预防危机吗?不能,因为那样只会加速危机的到来。”
  “我能威胁墨西哥吗——说如果现在还不贬值,一旦危机爆发,不要指望美国政府的帮助?不能,因为这样的威胁是不可信的。就在一年前,克林顿政府刚刚说服国会让墨西哥加入NAFTA ——那时大谈墨西哥的表现是多么令人鼓舞,转眼间就危在旦夕。所以惩罚墨西哥就像是惩罚我们自己。”
  “我可以告诉他,从美国借到的钱要用于生产而不是消费吗?也不能,因为他会说,‘这毕竟是我们的国家,那是侵犯墨西哥的主权。’”
  当年12月,市场阻击比索的压力越来越大,墨西哥一面提高利率,一面继续消耗外汇储备以维持固定利率。“12月19日午夜,墨西哥财政部来电,说比索要贬值10%。12月20日,如果你是华尔街投行的一个主管,即使你不知道墨西哥的具体情况,但听到贬值的消息,你会怎么办?”“对,马上撤出以比索计价的一切投资产品。所有的人都想尽早撤出墨西哥的所有投资,越快越好。”
  在市场的压力下,几周之内,比索就贬值了70%,利率成倍增长。“到(1995年)1月初,墨西哥外汇储备只剩下40亿美元,而到期的Tesobonos需要300亿美元偿还,他们当时即使拍卖这些债务,也不会有人买。 1月10日,墨西哥来电说,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贷款,他们在几天之后就会违约。”
  克林顿在1993年曾极力促成墨西哥加入NAFTA,他不能眼看着墨西哥一败涂地。那么,支持墨西哥最重要的是尽快提供足够的巨额贷款,使市场相信墨西哥有能力按时还款付息,保持汇率平稳。
  萨默斯与刚上任不久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一起去见克林顿总统。他回忆,分析了各种利弊后,他们建议克林顿马上与国会联系,争取国会批准2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克林顿的助手问鲁宾,“你敢肯定墨西哥能还上这些贷款吗?” 鲁宾的回答是,“生活中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
  “无论你对克林顿个人如何评价,但他这次的决定是明智的。”萨默斯说,当时美国的局势对克林顿非常不利。1994年中期选举,民主党在国会失去了大多数席位,共和党主掌国会。助手提醒克林顿,如果墨西哥到期无法偿还这笔巨额贷款,1996年的总统竞选他就输定了。但克林顿仍然决定马上争取国会批准紧急贷款。这一公告发出后的第二天,比索回升了。随即,国会准备召开听证会。
  “这时,如果你是议员,你会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呢?”萨默斯在课堂上问大家。
  “如果你投反对票,救助失败了,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救助成功了,你可以向你本州的选民说,你是本着对纳税人的钱负责的态度才投反对票的。如果你投赞成票,救助失败了,你无法向纳税人交待;救助成功了,你只是几百个议员中的一个,没有人会感谢你。”萨默斯分析,议员们总体上倾向于投反对票。即使有人明白不提供贷款的后果,但由于担心被同事看作是克林顿的“走狗”,他也不愿意投赞成票,因此,这一援助计划被国会搁置。
  由于事态紧急,萨默斯等人决定动用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rate stablization fund)。这是美国财政部主管的国会批准的400亿美元,可以在总统签字后用于稳定汇率。
  当时,国会质问,“我们动用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我们从墨西哥得到了什么?为什么没有附加一些条件?”萨默斯等人的回答是,当时墨西哥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增长缓慢,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可能允许别的国家“指挥”或“影响”他们的政策。
  议员们又问,“为什么财政部之前没有预见到这么大的危机?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避免危机?”他们为此要求查看财政部所有带有“墨西哥”和“金融”字样的内部文件。“幸好,我的助手把我和墨西哥财政部长10月下旬的晚餐对话记录了下来,这才满足了国会的追根问底。”
  随之而来的难题是,如何拟定与墨西哥的贷款合同。首先,这些贷款是应该通过IMF,还是直接从美国贷给墨西哥?萨默斯认为,通过IMF可以保全墨西哥政府的一些面子,减少民族主义者的反对情绪。那么,如果墨西哥从IMF贷款一部分,从美国贷款一部分,应该先还谁后还谁呢?而且,当时美国借钱的利率是5%左右,而墨西哥借钱的利率是无穷大,这笔贷款的利息如何确定?应该确定什么样的还款期限呢?
  “一方面,我们和任何借钱的人一样,希望墨西哥还得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尚未偿还的贷款能够促进墨西哥更深更全面的市场化改革。”萨默斯说,最后,他们决定将利率设在高于美国政府借钱利率的1%,这一利率每六个月增加0.5%,以鼓励墨西哥早还款、多还款,同时要求墨西哥政府用石油收入作抵押。“当然,我们很难想象美国政府真的这样做,但我们必须把它写进贷款合同,以维护美国纳税人的利益。”
  1995年2月21日,贷款合同终于签订了。公告发布以后,市场大为稳定。1996年初,墨西哥经济恢复增长。两三年以后,墨西哥全部偿还了这批贷款,美国政府还从中获得了五六亿美元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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