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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二十一】 萨墨斯课程之二 2009/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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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笔记二十一】“华盛顿共识”是否万能?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4-22 11:17]     

萨默斯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反思经济发展战略的复杂性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在4月1日讲完墨西哥1994-1995年金融危机后,萨默斯去墨西哥度过了一个周末,见了一些商界和政界的领导。他们对墨西哥度过这场危机之后的发展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非常乐观。他们认为,危机过后墨西哥重新吸引了大量国外投资,而且,30年的国债债券利息仅7%,这说明投资者对政府有信心。再加上政治安定,他们预计墨西哥会保持年经济增长5%以上。
  另外一些人则持悲观看法。他们抱怨,墨西哥在危机后采用了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提高利率,控制通货膨胀,推行私有化,开放金融业,但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平均薪水从1994年到现在仅仅提高了10%。他们认为墨西哥应该寻找新的出路。
  外国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否适用?这正是萨默斯此次所要讲述的主题——“发展战略”(Development Strategies)的复杂性。
  萨默斯解释,“发展”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包括人的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等。这些方面相互关联,经常共同发生作用,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此外,也不意味着一方面发展了,其他方面就一定会发展。他声明,这堂课的内容仅限于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组织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针对墨西哥的问题,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哈佛大学另一位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都认为,外国经济学家和国际组织不应该像殖民者一样,把一系列思想和意愿强加于发展中国家。他们开的“药方”太过教条,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具体情况。
  罗德里克教授认为,“药方”里的条条款款并非对应惟一的政策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订者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灵活掌握“用药”的程度和速度,还要考虑那些“药方”不包括的各种因素。那些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灵活、智慧地运用“药方”,充分考虑了“药方”之外各种因素的国家。
  接着,萨默斯回顾了经济发展主导思想的变迁。上世纪60年代,人们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经历记忆犹新,认为资本主义有很多欠缺,靠市场自动调节是远远不够的。与此同时,苏联在计划经济主导下发展迅猛,很快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经济;拉丁美洲通过进口替代迅速实现工业化。当时的人们认为,这都是政府为主,市场为辅带来的成功。
  到了1982年左右,人们的思想又开始转变。1982年墨西哥不履行债务,引起了拉丁美洲国家一连串的债务危机。进口替代作为发展战略,很快失宠了。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代表的以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苏联经济发展缓慢,最终解体。靠自然资源推动经济的非洲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也停止了增长,人均收入开始下降。与此同时,邓小平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不叫“资本主义”的浩大而深刻的市场经济改革。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在大西洋两侧也大规模推行市场化。政府不再被视为发展的主导者,而是发展的障碍。
  萨默斯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与拉丁美洲、非洲的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对比。而那些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国家恰好是接受国际组织(IMF)贷款、援助和技术支持最多的国家。中国没有受国际组织的影响,“走自己的路,”但经济发展却日新月异。这是否说明“华盛顿共识”已经不适用了呢?这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萨默斯解释,“华盛顿共识”是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一个会议总结发言时提出的,共包括十条政策措施:政府财政自律(尽量减少赤字),调整财政支出(增加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减少国防开支),税制改革,放开利率、汇率,贸易自由化,吸引外资,私有化,放开管制和保护产权。
  “现在到了2008年,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虽然中国和越南国家主导的成分很大,但经济发展迅速。虽然拉丁美洲国家有20多年的民主和市场改革,但人均收入刚刚回到上世纪70年代的水平。非洲在90年代经济衰退,现在的经济增长仍然不均衡。经济发展理论更强调机制和内控在推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性。”
  萨默斯说,无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面临两个选择:结果与预想不同时,是改变途径还是加倍努力呢?“美国在伊拉克的情况不如人意,是应该完全撤兵还是增加兵力?如果你让一位营养学家帮你设计减肥方案,但实施的结果不如预想的好,你会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个方案,还是干脆换一位营养学家?”
  后来,支持“华盛顿共识”的人把十条扩展成20条,增加的内容包括公司治理,反腐败,灵活机动的劳务市场,遵守WTO规则,国际金融规定和准则,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取消汇率多轨制,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充足的社会保险和有计划地减少贫困。 
  “当然,20条还可以扩展成30条,甚至更多。”萨默斯说,“这就像我上九年级的儿子学打高尔夫球。他应该掌握所有部位的姿势再打呢,还是应该有一个大概的姿势,然后跟着感觉走呢?如果他跟着感觉走,打不到球,浪费了一次机会,怎么办?如果要他把姿势做得尽善尽美再挥球竿,他在几秒钟之内,能注意到那么多部位吗?所以有人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进行那么多项改革,因此IMF应该只注重其中几项可检测的重要指标。”
  “我的目的是让你们了解对‘华盛顿共识’看法的复杂性。”他最后总结。
  课堂结束前,萨默斯点评,近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给学者和政策制订者提出了更深刻的问题。例如,经济规律和理论是一成不变的吗?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成功与否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环境?外国专家到底知道多少?从公平竞争的角度说,应该如何协调各国的产业政策,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尊重各国的主权?如何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同时管理好金融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是应该更多地依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是更多的依靠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的发展?如何制定谨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同时又减少不必要的“勒紧裤带”?如何完善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如何处理好近期的经济增长和远期的经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
  他说,处理好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尺度,掌握好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

对话鲁宾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5-07 10:34]   

萨默斯与鲁宾在课堂上“唇枪舌战”,两任财长的话题从中国的汇率延伸到美国的民主政体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
4月17日,前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来到萨默斯任教的课堂,就国际问题进行座谈。
  萨默斯向学生这样介绍原来的顶头上司——现任花旗银行董事会主席的鲁宾曾在高盛工作26年,1993年成为克林顿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任主任,1995年1月成为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鲁宾卸任时,克林顿总统称他为汉弥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之后最出色的财政部长。所以我卸任后,他只能说我是鲁宾之后最好的财政部长了。”萨默斯风趣地说。
  在萨默斯和Pritchitt教授的陪同下,鲁宾坐在讲台中间。
  萨默斯首先提问,“如果你是IMF的管理主任, 一个固定汇率的国家贸易赤字严重,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固定汇率眼看就不能维持了。但这个国家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固定汇率,因为正是固定汇率将以前的高度通胀稳定下来。这时,你会怎么办?”
  鲁宾幽默地说,“我会和在财政部工作时一样,遇到棘手问题,就打电话给萨默斯,问他我该怎么说,怎么做。”大家都笑了。
  “我会有条件地提供IMF资金援助,但也会留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便使处于危机中的国家迅速恢复经济增长。”鲁宾迅速地把球踢给萨默斯,“与此有关的是,中国的汇率很长时间以来,基本盯住美元,现在的通胀率已经达到了将近8%。萨默斯,如果你是中国政府总理,你会怎么办?”
  萨默斯笑了,“如果中国总理派一个学生听我这门课的话,我希望他告诉总理,中国有三个选择——或者选择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浮动利率,或者关闭资本市场。因为完全关闭资本市场很不现实,所以中国总理的选择只有前两种。为了控制通胀而实行价格管制,很不明智,只会适得其反。我希望这个学生转告他,像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独立的货币政策比固定利率更重要。当然,总理可能会说,‘人民币已经升值了许多。如果升值得太多太快,会使实体经济波动太大。’我会说,‘固定汇率迟早会有不稳定的时候,中国应尽早建立浮动汇率机制。当然我也理解总理需要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解决上百万人口进城就业的问题。’”
  萨默斯有意收住话题,继续向鲁宾提问,“在这门课里,我们基本持支持国际化的观点。尽管国际化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和挑战,我们希望使现有的国际机制更加合理有序,从而推进国际化向前发展。但是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在说,你我曾经努力推动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有种种不是,因为现在人们普遍对自由贸易不满,他们的说法也有了土壤。对此,你怎么看?”
  鲁宾说,“这的确是个问题。希拉里和奥巴马为了争选票,竞相说NAFTA的不好,似乎谁最憎恨NAFTA谁就可以赢得更多选票。这种气氛不是不明白自由贸易的好处,而是因为美国十几年来薪资中值(median wage)一直没有提高。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被所有消费者分享,但是这种好处太过分散,没有消费者会组织起来说自由贸易的好处,而自由贸易所伤害的对象却相对集中。那些失去工作,或有可能因为自由贸易失去工作的人会组织起来,通过民主政治体系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所以民主体制下产生的政府就有可能利用反倾销等手段走回头路。”
  他接着反问萨默斯,“现在中国和印度有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和美国人一样高效的劳动力。有人说,以前8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达国家,20%在发展中国家。现在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效率提高,60%的自由贸易的好处在发展中国家,40%的好处在发达国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汇率,例如中国,并不是均衡条件下的汇率。你怎么看?”
  萨默斯说,“这涉及为侵占市场份额而设置的掠夺性定价问题。出口国可以有意贬低本国货币,增加出口,等进口国的同等行业被击垮后,再提高价格。但我认为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能量。再说,也要看在美国被击垮的行业是什么行业。新英格兰地区很多年前,一直是制造鞋帽和纺织品的中心,现在这些行业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化学高科技和金融行业。这不是坏的变化。”
  他再向鲁宾提问,“在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国会不批准紧急救援贷款,你决定动用财政部的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rate stablization fund)来稳定墨西哥汇率。在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民主国家,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国会来做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应该由技术精英来做决定?在我们的社会中,民主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
  鲁宾回答,“我最近和一些人讨论过,我们都认为,现在的民主体制已经不能作出今天所需要的艰难的选择,已经失灵了。”
  萨默斯追问,“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具体的细节,从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剔除?国会可以决定大政方针,而具体细节由技术精英来决定。”萨默斯同时举例说明民主决策的无效,“例如,大多数的国会参议员都认为,美国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劳民伤财,应该被关闭。但如果某一个议员的州内有一个军事基地要被关闭,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他会想方设法阻止这个议案在国内通过,因为任何一个议员也不可能回到他的家乡对选民说,一个雇用多少人的基地,在他任期内被联邦政府关闭了。”
  萨默斯继续提问,“每一次金融危机中,政府都会用纳税人的钱为几个陷入危机的大金融机构买单。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否应该有不同的设置?
  鲁宾说,“我认为,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总会有阶段性的危机和动荡,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可避免的。风雨俱来时,各种问题都会同时暴露。但我也思考过那些非开放市场下的金融体系,我发现那些金融体系的问题,比我们目前体系的问题更多。所以我认为,还是应该坚持开放市场的金融体系。政策制定者的目的,不是要完全避免风险,而是要加强金融体系预防整体风险的能力,同时享有开放市场的优势和好处。问题是,我们的民主体制经常不是从整体的角度做最优选择,而是走极端——按当前的形势,要不就完全放开,要不就完全管制。我希望在处理这次(次贷)危机时,我们的民主体制会作出更好的选择。”
  萨默斯再问,“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相当复杂,在其中没有利益的人基本都不了解,尤其是这一体系运作中的技术性问题。比如像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或CDO)和流动性这种技术性名词,有些人也可能不明白。而那些明白其中奥妙的人,基本上都是华尔街的人,都有利益在里面。那么,我们如何使那些私营企业,更多地为公共利益着想,或者说,如何设立一个真正地保护大多数中小投资人利益的体制?”
  鲁宾回答,这的确是个问题。“绝大多数制定政策的人(指国会的政客)都不理解其中的技术性问题。在我印象中,几乎找不到六七个真正理解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同时又在金融体系里没有很大利益的行业专家。你我在财政部工作期间,在听取各行各业的专家意见时,我们也只能从他们所说的意见中尽量剔除他们的私利,总结归纳,找出就整体来说最好的方案。”
  这时,Pritchitt教授请鲁宾谈谈他对国际机构改革前景的看法。鲁宾说,“在美国,还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思考太多。近年来,像环境、反恐等新的问题,对国际机构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例如中国和印度,都要被包括进来。但是,要让他们发挥作用,就要给他们更多的话语权。而增加他们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减少其他国家的话语权。如何协调仍然存在很多问题。G7或G8也许要扩大为G15或G16,才能在世界经济体中,占有足够的分量,带动足够多的国家达到共同的目的。建立有效的国际机制,又需要这些国家共同放弃一定的主权,如何达成协议也是问题。我们惟一清楚的是,现有的国际机构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课堂最后,萨默斯留出几分钟让学生提问。一个坐在教室后排的女生提问,“现在(美国)金融动荡,经济放缓,很多人付不起房子贷款,普通人勉强维持生活开支。我最近几天读的《华尔街日报》报道中,一些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投资经理仍然赚几亿、几十亿美元。这合理吗?”
  鲁宾回答,“美国的收入分配与一个人的社会贡献的确不对称。例如,一个小学或中学老师的收入与他(她)的社会贡献就不吻合。在金融行业工作的人的收入过高是事实。我听说,有一半以上的哈佛本科毕业生进入金融行业。(从总体经济来说)这不可能是利用人才的最优选择。但同时我认为,联邦政府不应介入管理,或规定私营企业报酬等事宜。”
  萨默斯最后总结说,“我在鲁宾手下工作时,我们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而不是炫耀我们的方案如何完美。比如,有人在次贷危机中买空与次贷有关的投资,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赚了一大笔钱。从我们整体的利益出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房地产的泡沫还会持续,泡沫会越来越大,破灭时会比现在还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会更大。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设计任何政策方案时,都要谨慎小心,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

Pritchett画龙,萨默斯点睛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5-14 14:00]     

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这门课中大约一半的课由Pritchett 教授主讲,但萨默斯几乎每次都来听课,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时常提问,或答疑,或谈心得体会,或阐述观点,或表示强调。而萨默斯讲课时,Pritchett 教授也是忠实听众。两名教授之间的呼应或交锋,是这门课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4月24日,Pritchett 教授讲解与全球性公共产品——卫生保健有关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挑战。他认为,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很多疾病已得到有效的治疗和预防,例如中国的肺结核、非洲的麻疹、拉丁美洲的小儿麻痹症以及全球性的天花等等。
  当讲到“敌敌畏”(DDT) 被广泛用于消灭蚊虫,以减少传播致命的疾病疟疾,他提起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4年出版的畅销书《寂静的春天》。这是一本极力提倡保护环境的书,作者描写了她儿时的鸟语花香在几十年后由于环境的恶化都不见了,春天变得死气沉沉,而敌敌畏就是破坏花草树木的罪魁祸首之一。此书出版后,很多地方禁止使用敌敌畏以保护环境。与此同时,两千万儿童死于疟疾,因此,有人指责“蕾切尔·卡逊杀害的人数比斯大林还多。”
  这时,坐在第一排的萨默斯举手插言,“我们最终关心的是人们生活的健康与幸福,不是植物的。虽然卡逊提倡保护环境是对的,但是不是应该以牺牲许多儿童的生命为代价,值得推敲。我想指出的是,好心未必有好的效果,也许会适得其反。”
  接着,萨默斯回到几周前Pritchett讲过的(非技术)移民问题。他说,美国人的特点是理想主义,处理各种问题时喜欢讲公正、公平、人道。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劳动力报酬的巨大差异吸引很多外国人到美国,从事打扫卫生、看孩子、照顾老人等工作,然后他们寄钱回家,帮助亲戚家人。在这些人及其家人收入提高的同时,美国人可以享受廉价劳动力的服务。这是经济上的“双赢”。但问题在于,这些外国人是否可以享受美国的各种福利待遇,包括养老金、医疗和子女的公共教育等等。美国人的理想主义,至少国会决策反映出的理想主义,是厌恶同工不同酬,不愿意制造“二等公民。”而美国的公共财政承担不了这么多外籍人的福利待遇,结果只能是严格限制这些移民,设置多种签证障碍,使得很多以打工谋生的外籍人多年不能回国探亲,非法滞留美国。经济上的“双赢”被大幅减少了。
  “与此相反,在科威特,人们雇佣从南亚贫穷国家来的打扫卫生、看孩子的人,不觉得没有给外籍雇佣任何福利待遇有什么不对,并且允许他们在本国与科威特自由来往。结果,科威特人在享受外籍人服务的同时,也为贫穷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萨默斯又举身边的例子说明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他开这门全球化课程之前,曾有教授建议他将学生数量限制在25人以内,这样在学期结束前他可以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许多哈佛本科生的课程都是大课,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聚在一个大礼堂里听教授讲课。每周的分组练习和小班习题课只能依靠几个、甚至十几个研究生主持,学生对此非常不满。“如果我采取这个建议,你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就不能来听这门课。你们会怎么想?或者人为划分两种学生。被接受的25名学生坐在前排,其他人坐在后排,不允许提问。教授的所有时间和注意力都放在前排的25名学生上。其他人就是实质上的‘二等公民’,你们又会怎么想?”
  他总结说,“在这门课里,我要强调的是冷静地、理性地、客观地分析任何一个政策可能导致的各方面的后果,而不是被冲动和激情所左右。”
  4月28日萨默斯主讲气候变化。Pritchett 教授也坐在观众席第一排旁听。
  进入主题之前,他开诚布公地说,对世界组织在一些经济落后、政治混乱的非洲国家的作用问题上,Pritchett 教授意见与他相左。萨默斯认为,世界银行应该继续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像乍得这样的国家,不能因为工作艰巨而放弃。
  “完全从乍得撤离是最容易的事情,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放弃努力,我们仍然应该积极想办法,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如果我们离开后果会怎么样?一些对人权不敏感的国家很可能会见缝插针,影响石油丰富的乍得。”
  观众席上Pritchett立即对答:“我承认,在世界银行离开后,缅甸的情况恶化了。但不同点在于,一些非洲国家天然矿产丰富,那些贪污腐败的政府利用垄断矿产的收入,维持其独断专行的统治。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诅咒”。外界很难改变其政治体系或经济体系。我们对这些国家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呢?如果是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世界银行几乎无能为力。与这样的政府共事,只能使其苟延残喘。所以有人说,索马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比有一个独断专行、搜刮掠抢的政府要好。”
  萨默斯说,“我不同意无政府状态是最优选择的说法。打个比方:试想一个政府垄断一条高速公路,征收过路费。即使收费很高,但仍然有消费者剩余。”他在黑板上画出经济学家最常用的供求曲线,示意消费者剩余的部分。“但如果是无政府混乱状态,每个有权势的集团都想征收自己地盘的过路费,那么消费者剩余几乎就是零——对消费者没有任何好处。”
  Pritchett反驳,“我不想占用你上课的时间过多,所以长话短说。从国际社会的角度说,我们习惯与一个政府打交道。如果没有政府,如果我们想解决跨国界的流行病传播的问题,我们找谁呢?但这并不能说明有一个共同的政府就比有无数个小政府要好。十六世纪的德国就有很多小国家。人们从一个小国家到另一个小国家,需要交很多国家的过路费。但是后来,这些小国家通过战争融合,逐渐形成一个统一的德国。这个整合重组的过程是自生的,不是外来的。这比外部强加给他们一个政府要好得多。”
  萨默斯又说,“但是从这个(非洲贫穷)国家的普通人的角度说,有国际组织的存在和影响,他们的政府会有所收敛,他们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他对学生总结道,“我和Pritchett教授的分歧说明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在国际关系中,是断交隔离好呢,还是有问题的共处好呢?很难有确定的答案。现在的两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就有不同的选择。希拉里要求,必须满足一些条件后,她才同意和北朝鲜这样的国家谈判。奥巴马则不设置任何条件,愿意与任何国家谈判任何问题。”

最后一课

《财经》特约作者 陈晋    [05-19 19:05]     

萨默斯告诉学生应该从他的课堂中带走五样东西

  【《财经网》专稿/特约作者 陈晋】5月1日是这门全球化课程的最后一堂课,Pritchett教授和萨默斯陈述各自对这门面向所有大学本科生的非主流经济学课程的期望值。
  Pritchett说,这是他和萨默斯第一次合作教一门完全崭新的课程,他希望学生从中获得一个独特的学习经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有更强的责任感,并在今后工作和生活中成为有效推动进步的力量。
  萨默斯总结说,“我希望你们从这门课中带走五样东西,虽然这些不一定会出现在你们的期末考试里。”
  第一,“小心谨慎地分析一个政策在政治经济方面各种可能的后果。不要被冠冕堂皇、义正辞严的道德高调所蒙蔽,例如对美国移民政策的利弊分析。”
  第二,“无论你是第一次接触经济逻辑,还是第七次接触经济逻辑,我希望你能认识到经济逻辑在帮助人们更好地解决问题中的作用——并且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这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点:1)在正常的公平竞争的情况下,没有显而易见的、不费吹灰之力而挣大钱的办法;2)比较优势和劳动分工在生活中无处不在,问题是如何有效地管理人力资源;3)资源的可替换性(fungibility)。例如,哈佛校长对一个系主任说,“我给你一个教授的位子,不占你们系的预算,由学校出钱,雇一个我很欣赏的教授。”很多系主任会同意这个办法,因为这可以增加员工,还不占系里的预算,何乐而不为?但是经济系则不同,他们会反问,“现在增加一个位子是不是就意味着今后我们系要减少一个位子?”因为经济学家深知现在的资源和今后的资源是可替换的;4)自由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不一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方法,但它可以减少很多贪污腐败的机会。
  第三,“我希望你们认识到,你们这一代人在气候变化、新兴市场与能源等很多问题上决策的好坏,影响有多么深远。中国和印度占有世界上40%的人口。如果他们以每年7%的速度增长,他们的总体经济就会在10年后翻一倍。这意味着几亿人的生活质量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人的寿命在延长,妇女受到更多的教育,有更多的工作机会等等。同时,也有大约十亿非洲人的生活质量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基本没有进展。一个好的国际秩序有利于世界的长治久安,一个像一次大战后那样的国际秩序,后果不堪设想。”
  第四,“我仍然要强调国家主权、公共利益(产品)和一体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也许在最后几堂课中强调得不够,其实它在公共卫生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尤其重要。”
  第五,“任何国际间的合作只有在国内政治条件和政治构架许可的条件下才是可行的,所以外交政策不是孤立,而是与国内政治构架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如果国内舆论强烈攻击签订某些国际条约,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一意孤行的。”萨默斯没有直言国会对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强烈束缚,但不言自喻。
  然后,Pritchett 向萨默斯提第一个问题: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世贸组织(WTO)会怎么办?各国是否会争相建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
  萨默斯说,“有一种‘自行车理论’——你走得越快就越稳,如果一停,它就倒了。这也许就是你所担心的。但政府的政策是促进国际一体化的因素之一,此外还有私有经济的发展需求、日新月异的科技等,例如即时通信(instant messaging)在没有任何政策变化的情况下就可以促进世界一体化。只要国际化的一些动力不变,国家政府会愈加投入国际一体化中。一些美国政治家有从区域自由贸易协议退出的倾向,但如果其他国家都在谋求区域经济一体化,就像在游乐场,孩子们分拨玩游戏一样——看谁和我是一拨的,美国也很难退出区域经济一体化。”
  接着,一个学生就非洲发展前景和免除债务的可能性提问。Pritchett表示悲观,“即使非洲现在的发展势头有一点向上的趋势,我认为非洲也不可能像中国和印度那样有持续的发展,尤其是那些撒哈拉沙漠周围的国家。很多非洲国家的国界是在取消殖民主义过程中任意划定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像赞比亚、乍得这样的国家,无论有多少外援,几乎都不可能发展起来。再加上大约有20亿中国和印度的人工被卷入世界大市场里,这些非洲国家不可能竞争得过中国和印度。即使非洲的人力成本是零,也竞争不过。但我并不是说整个非洲大陆没有希望。非洲会有个别的地方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但它们会带动非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吗?很有可能不会,有可能只会加剧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在中国和印度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萨默斯说,“免除非洲债务比看上去复杂。现在免除债务就会提高今后非洲贷款的利率,而且损坏那些努力偿还贷款的国家的利益。”
  他比喻说,“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一周有五美元的零用钱。但孩子调皮,有时会入不敷出,于是向爸爸借钱,等下周有了新的零用钱再还;到了生日或圣诞节时,爸爸也会免除一些债务作为‘优惠’。如此循环往复,孩子得出的结论是:最终的问题是爸爸到底愿意给他多少钱,这与一周五美元的机制无关。再比如,美国的一些州对还不起车贷的人很严厉,不需要什么程序,车行或银行就可以拿回汽车的所有权。另一些州则选择保护贷款人的利益,只有在不影响贷款人上下班或接送孩子的条件下,才能拿回汽车的所有权。那么贷款买车的利率在第一类州肯定要比在第二类州低。如果你是那种省吃俭用也要还上贷款的人,住在第一类州就合适;若住在第二类州就吃亏了,因为你付的高利息中,有一部分是在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贷款人支付风险成本。”
  有学生提问,“如何运用这门课中讲到的分析方法,帮助选民区分三位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方案呢?尤其是在经济政策方面,谁是最佳候选人?”
  萨默斯笑了,“我年轻时在华盛顿工作的一个顶头上司曾告诫我,永远不要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问题证明了他是非常明智的。”
  他接着回答,“我认为在现阶段的竞选中,候选人不是在突出各自政策中的细微差别,而是在突出人格魅力、经历与经验的不同来赢得选民。但无论谁当选总统,最终都会面临一系列国际化问题的挑战。他(她)当选总统后,会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迎合选民的胃口,说一些不负责任、不能完全兑现的话)。”
  最后,萨默斯邀请所有人参加周日下午3时到6时在他家里的聚会。他说,“我太太坚持让我说出参加聚会的人数,所以计划周日去我家的人请举手。”不出人所料,一百多人中,绝大多数举起了手。“好的,我们会准备足够吃的东西。”
大家都笑了,以掌声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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